奕?被革去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

    后来，曾国藩又去剿捻，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直至同治五年（1866）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让贤者之路。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

    责任愈重，指摘愈多

    曾国藩说：“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

    ● 解读

    曾国藩是“入世”的典范，无论近现代还是当代、未来，年轻人要想“丈夫处世立功名”，曾国藩都堪称楷模。

    一个“挺”字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曾国藩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挺经》全书的主题也正是这种主动、积极、参与的精神。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传统儒家经典倡导的内省自责、明哲保身是截然不同的精神取向。在曾国藩身上竟然和谐并存，与其说是他的复杂性倒不如说是他的高明处。前者使他勇于任事、建立功业，后者使他居高位而不危。

    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曾国藩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沓泄，相与袖手”。在曾国藩主政一方后，深以吏治**和民心不满为忧。认为要从整顿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他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