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因为谁都决不让对方多吃，唯一公平的方法是，一个人切蛋糕，另一个人先挑选。由于可以预见先挑的人必定挑大块的，切蛋糕的人的最好选择，也就是最不坏的选择，就是把蛋糕切成一样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虽是公正的，但却不是出于公正的动机和要求，而是出于自私，导致这一公正结果的原因是博弈的客观条件，是形势所迫的公正。这似乎意味着，人性自私仍然能够形成公正合作。

    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万一他先我就惨了”

    罗尔斯受到“最大最小规则”的鼓舞，设计了“无知之幕”，试图证明，假如每个人都被无知之幕蒙住眼睛，无法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差距，也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可能性，在这样毫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自私自利的人们必定会选择一个实际上公正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在利益分配上将相对最有利于处境最差的人们，大概接近“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意思。他的计算法是，由于人们担心万一揭开无知之幕之后发现自己属于处境最差的人，为了避免这一最差结果，人们就一定会给自己留出保险的后路。罗尔斯这个理论影响巨大，很有魅力。但美中不足的是，罗尔斯似乎计算得不太对，他的劫富济贫式公正并非“无知之幕”的唯一有效解，理论上其实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有效解，而且严格地说，罗尔斯解甚至不是最优解，最符合“最大最小规则”的解应该是平均主义，每个人都得到平均利益，这才是一个能够满足最保险要求的解。

    更深刻的博弈论问题是纳什提出的。纳什发现，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人们有心合作，而且，如果合作就明明会有双赢的最好结果，也会由于无法确保互相可以信任而必然导致不合作的坏结果。纳什这个由数学算出来的无懈可击的结果严重地打击了人类各种美好理想和价值观，形成至今难以超越的一个根本性困难。最典型的例子是“囚徒困境”：两个疑犯涉嫌重大犯罪，警方对他们分别单独审问，告诉他们说有三种选择：（1）都坦白，则各判8年；（2）一个坦白，一个抵赖，则坦白的释放，抵赖的判12年；（3）都抵赖，则将因其主要罪行证据不足而各判1年。很显然，如果他们信任对方而选择一致抵赖，这是最好结果，但是，残酷的逻辑是，由于他们是理性的、自私的、不信任对方，不愿意比别人吃亏，不愿意冒险，因此他们必然地都选择坦白，得到了一个虽然不是最差但也足够悲惨的结果。

    一个坏的纳什均衡

    目前，博弈论能够深刻地分析人类如何不合作，但还不能很好地说明如何形成合作。看来，解释坏事容易，解释好事就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