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圈子引发的社会现象（13）

    一是走亲戚，有血缘、血亲关系的宗亲是第一要考虑的；二是礼节性的拜访，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意；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象一般是左邻右舍的街坊，没有过多礼节。

    拜年中由近及远展开的人际关系，正是传统社会建构的基本形式，体现着“亲亲”和“尊尊”原则。拜年的次序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红包文化也是如此。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并堂而皇之。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由于人有亲疏，礼分厚薄，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中、小三档，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

    大千世界之中，人情最多也最重，有人情味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心理特性，而过年，是中国人人情的一次集体井喷。一盘饺子、一张福字、一身唐装、一席盛宴，让过年变成一次寻根之旅，团圆之旅。

    在历史上，对拜年这个人情学钻研最深的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是一个道德修为颇高的人，他对人际关系学的研究极为透彻，并且也做得很好。踏入仕途以来，一路从乡野平民走向二品大员，可以想象期间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复杂。面对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曾国藩的交际手腕非同一般，从拜年就可略知一二。

    道光二十一年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祝大典。之后回到家中，拜见父亲。然后就出去到各处拜年。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也多是朝中的大官，多在内城居住。这是曾国藩关系网的第一个层面。拜完老师，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南同乡，这其中不仅包括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湖北籍的。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据《曾国藩日志》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