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精华，自称“一代宋儒，不废汉学”。

    能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成治世才干，在当时就是曾国藩能否平步青云的关键。曾国藩非常注重经世之学。所谓经世之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内容，着重解决现实矛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大清王朝。当很多大臣仍将精力放在经学理学之争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准备。他注意到大清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注意到前人的学说不足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于是提醒人们去正视前人的错误，勇敢承认“圣人之说”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然后自创新法处理新事，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多年之后，曾国藩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将西方的科技引入大清，而其之所以能够果断地去学习“夷人”的长处，就和他早年形成的这种开放、务实的治学态度有关。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做轮舟即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无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一个人对学问的态度和他对事情的态度往往是相通的，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才干，他也很注重国家的“才干”。从上段文字中便可看出，对他来说，如果洋人擅长的，大清同样擅长，那么在和洋人的对抗中，大清就能居于主动。若大清没有这种“才干”，那无论是委曲求全巴结洋人，还是义正词严与洋人针锋相对，都会居于不利局面。人人媚夷固然不可取，但人人仇夷更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