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做吸引贵人的人（5）

    才干要靠学习来积累，在入京为官前，曾国藩的学习多以“科举”为目的。在入京为官后，他的学习则以“升官”为目的。他曾把李斯、诸葛亮这样的布衣良相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作为理学家唐鉴的学生，起初，曾国藩并没有在治学上表现出卓越之处，因为当时他读书读得相当盲目，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在翰林院学习的日子：

    “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只是这样的“盲目”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件好事。

    历任大清皇帝都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因为该学派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十分强调三纲五常，清政府需要用它来统摄臣民的思想、巩固统治。但理学重心学，过于强调它难免会变得保守封闭，在大清王朝鼎盛之时，它的这一弊端还不明显，但在大清王朝衰落之际，它的弱点就呈现出来，朝廷并不能够用它来解决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至少气势汹汹的洋人不会把“君为臣纲”当作至理名言。

    曾国藩是汉族官员，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就必须顺着清政府的喜好做理学的拥笃者。在他之前，不止唐鉴，很多汉族官员都是因为在理学上造诣甚高才得到皇帝的青睐，比如李光地、汤斌。不过“盲目读书，涉猎广泛”的曾国藩很快便发现了理学的弱点，渴望有一番大作为的他本能地开始去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于是，他一面钻研理学，一面又积极吸取汉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