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而他和唐鉴的交往又揭示了“人脉”的深意：“人脉”并非一条一条的直线，而是一个会向四周发出射线的点。往往结交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会为人带来一堆贵人。

    曾国藩曾在给家人的书信中炫耀他认识的贵人：

    “现在朋友愈多，讲求躬行心得的，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悟道的，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的，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的，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六岁，张筱甫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的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位，先闻我的名来拜访，虽说他们的学问有深浅，却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辈的人物。京城是人文荟萃之地，不去探求便没有，越去探求就越多。”

    只要肯主动地接近贵人就能有如此大的收获，何乐而不为呢？

    2.3 才干，吸引贵人的目光

    曾国藩在认识唐鉴时，唐鉴已美名在外，身边围绕着不少像曾国藩这样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曾国藩而言，有利的一面是，他可以借助唐鉴来认识其他贤德人士，不利的一面是，要想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偏偏曾国藩有一种“遇难则强”的个性。他把翰林院当成积累才干的地方，他向来明白人要做大事就必须拥有做大事的能力。其实，对他这样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而言，翰林院实在是理想的学习之所。首先，它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其次，它保存着大量堪称经典的书籍。第三，翰林院的工作并不繁忙，曾国藩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扩充自己的内涵。事实上，让曾国藩在日后大放异彩的学问志向，都是在翰林院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