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遗产

    琳达?里弗斯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项影响他人一生的决定，当这一抉择到来时，曾在我父亲眼中出现的骄傲，又闪现在我女儿眼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5年那炎热的夏天，妈妈突然死于一种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疾病，时年仅36岁。当天下午，一位警官拜访了我父亲，征得爸爸同意，医院将要取出妈妈的主动脉膜及眼角膜。我几乎完全被眼前这一事实击昏了，医生要解剖妈妈，把妈妈身体的一部分移到别人身上！我这样想着，冲出屋子，眼泪夺眶而出。

    那时我14岁，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把我深深爱戴的人割裂开来。但爸爸却对那位警官说：“好吧。”

    “你怎么能让他们那样对待去世的妈妈，”我冲着爸爸哭喊着，“妈妈完整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应该让她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

    “琳达，”爸爸温和地对我说，用手臂环绕着我，“你能献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妈妈和我很早以前就决定了，如果我们死后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好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死也就有意义了。”

    那天，爸爸给我上的这堂课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数年过去了，我结了婚，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80年，爸爸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就搬过来和我们一同生活，在以后的6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讨生与死的问题。

    爸爸高兴地告诉我他去世后，不管怎样都要将身体的一部分捐献出去，特别是要捐献眼睛。“视觉是我能给予别人的最好的礼物，”爸爸说，“如果能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恢复视力，使他也能像温迪那样画马，那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幸福和激动啊!”

    温迪是我的女儿，一直都在画马，还曾多次获得绘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