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仍然是白说，人究竟愿意做什么事呢？语焉不详！他愿意做的事情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呢？付之阙如。实际上，不回到“我”和别人的基本关系，根本就不可能把自由民主说清楚。

    “假道万卷书，真传一句话”——所谓自由民主，彻底地讲，就是人与人之间依附性的解除。注目礼争夺战中，“我”足乎己无待于外，还别人于别人。这就是自由民主——于“我”是已经自由，已经自主；于别人是自由去吧，自主去吧。自由民主是不能离开“我”来说的，首先是“我”主动解除依附，不再以别人的注目礼为转移；接下来才是别人去自由去民主。

    如果“我”念兹在兹于别人的注目礼，斤斤计较于别人注目致礼，整个人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一身俗气，怎么自由民主？有何自由民主？一旦“我”不可能自由民主，所谓让别人去自由民主，就沦为空话。《**宣言》还真的一语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是计划体制的固有弊病。但所谓的自由社会真正去掉依附性了吗？哈耶克一方面为西式自由民主喝彩，并作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又为西式自由民主担忧，因为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下，人越来越支离，也愈来愈物化，个个成为社会大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不亦越来越依附乎？（参见第八章）

    金钱竞赛也是以力服人

    自由民主的理念古已有之，但系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应该说是从启蒙时代开始提出和论述并不断完善的，存在着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主要就是针对中世纪欧洲社会教权和君权过于强大而普通民众饱受暴力征服的状况而言的。应了阿历克西?托克维尔一句名言：“人们似乎是在追求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