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贷到款？　　我甚至“用心险恶”地想，如果我们贷不到款，如果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如果工资发不了，那么企业内部的矛盾也就无法再掩盖。早发现早医治，我们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债台高筑、“病入骨髓”的结局。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说这些，可能立即会遭到不少国企厂长的唾骂：你这个小兔崽子当厂长才几天就胡说八道，我们问你，银行是谁的？企业是谁的？国家的！我们有困难不向银行伸手，向谁伸手？要知道，即使贷款发工资也是为了安定团结。亏你也算读过几天书的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你却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评判是非、来否定以往，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以往的一切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是啊！我怎么能拿今天的一切去要求历史呢？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去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们，去理解那时的一切。　　可谁又理解我呢？银行能理解我吗？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能说：我只对现在负责，而对企业以往的债务概不负责吗？如果都让我来负责，我负得了吗？这公平吗？　　可今天的现实是：我不负也得负。我多次提醒自己：没谁逼我当这个厂长，一切都是自找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少人也劝我：何必那么认真、那么累？企业又不是你的，款又不是你贷的，况且像你们这样的国企比比皆是，你怕什么？　　倒也是，我是国企，我怕谁？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何况银行目前还没要我的“命”。可能正因为我是国企，银行才最大限度地宽容着我、理解着我……否则，我早“死”定了。　　本性难移。我还是轻松不起来，那沉重的历史债务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把利剑，让我无法正常地呼吸……　　牢骚、埋怨常常是弱者与无能的表现。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我的表现只能如此。　　欠债不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应有愧。如果哪天这个企业真的死在这些债务上，我们这些“贷款者”应愧上加愧。如果我们当初贷款时压根儿就没打算还的话，那就已不是愧不愧的问题了，恐怕银行的同志会用日本鬼子常讲的一句话：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