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后，就觉着打击面太大，但为了“讨好”银行，为了过过嘴瘾，为了表白自我，最终还是没能管住自己这只“贱手”。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许多人提醒我一定要与银行搞好关系。对此，我很苦恼，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搞？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我拿什么还？　　人活脸，树活皮。做个国企厂长，无论企业大小，如果做到份上，说雅点儿：叫实现自我，回报社会。说俗点儿：就是要得到普遍尊重。尤其是如能得到银行的尊重，那我们这个国企以及我这个做厂长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我能得到银行的尊重吗？除非天上掉馅饼。让我将这几千万的历史贷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这可能吗？　　既然不可能，那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看来就注定是一个要被银行所讨厌、所鄙视的东西了。　　有时真后悔，我何苦要接这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不少人当初就劝我：你真是个傻大胆，从哪方面讲，你们这个国企都是个“死亡工程”，你去当这个“陪葬”值吗？　　我接任后，经过审计，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多，仅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 “该死”。　　但没有谁敢轻易让我们死，因为我们是国企。我们的活与死牵扯着上千名职工的生计，牵扯着银行，牵扯着政府，牵扯着一系列社会问题。　　该死的如死不了，那活着恐怕就会是一种煎熬、一种痛苦、一种活受罪。　　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国企有厂房有设备，实际上这一切都早已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企业已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如一个病人穿着衣服还像个人，脱了衣服全是“排骨”。悲哀的是，连我们的“排骨”都是银行的。　　一想到这些，我那想干一番事业的万丈豪情就会一落千丈；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会不打一处来。　　有时我真想指着有关人员的鼻子问问：当初我们近似疯狂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银行贷款时，我们考虑过企业的偿还能力吗？我们考虑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吗？当我们拼命地用贷款去拆东墙补西墙时，当我们靠贷款发工资时，我们心安理得吗？　　有时我还想“倒打一耙”地问问银行：当时你们是怎么把的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能让我们这样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