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过去，但也不乏片面之处，正如爱尔兰学者小托马斯所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使其中一面粘在地上，无法撬开”。

    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论述现代性的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中国的纸媒更是反复引用马、恩、列、斯、毛尤其是毛的无所不包的语录。被引用的语录无一例外，统统采用黑体字排出，醒目，神圣，傲立于其他字群。广播无法使用黑体字，但广播自有一套万无一失的方法，播音员每每读到经典引文，便格外加重语气，以使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用中国成语说，就是‘余音绕梁’。不知何种缘故，中国的古建筑通常不设天花板，承重的房梁一般都裸露在室内上方，抬首可见。”

    西安学者卢蘅：“《典坟杂俎》说，‘不知有秦，何论汉唐’。艾维斯先生应该多看看经史子集，从董仲书入手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最不济也应该读读王阳明。”（原载《中国文体学学会简报》第143页）

    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南方师范大学教授吴了凡晚年回忆说：“我看论文跟别人不同，我先看后面的索引页，博士论文的引文如果达不到二百条，硕士的达不到一百条，则论文本身的学术性就值得怀疑，它表明作者并未下苦功读书。”（引自《了凡斋闲笔》一书《譬如老杜，无一字无来处》一文）

    河北农民杜玉振在评论**现象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