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跟我的这个朋友比较熟，他对中国也比较感兴趣，他听说我是中国来的很高兴。而1984年的时候，大陆来美国的大学毕业人数很少，特别是对投资银行有兴趣的人就更少了。

    李南：于是就物以稀为贵了。

    刘二飞：对，他就说你到我这儿来，向我学学投资银行的事情，我向你学学中国的事情，但我付你很低很低的工资，让你感到非常悲惨的工资。

    李南：多少钱？

    刘二飞：大概是一年3万多美金。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觉得这些钱已经很多了，可是他说低，我觉得大概是低吧。我回去跟同一年级毕业的同学一比较，才知道我的工资是当年最高的。

    李南：有点猛打猛撞，但却走上了一条您真正喜欢的、而且愿意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的道路。

    刘二飞：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李南：在您的履历表上，关于工作经历这一栏是非常丰富的。1987年在哈佛毕业之后，几年间您一直游走于各大著名的投资银行之间，先是高盛，后来到了摩根士丹利，后来重回高盛，然后到了所罗门、东方汇理，基本是平均3年换一家公司。我们知道，金融业是一个人才流动比较频繁的行业，但是像您这么频繁地流动，可能还不太多见，当时是为什么呢？

    刘二飞：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有点后悔。

    李南：重新来过的话您不会这样？

    刘二飞：重新再来一遍的话我不会3年换一个工作的。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我当时流动有一些特殊原因，因为我加入投资银行的时候，有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在华尔街做事的很少，1992年时我大概是惟一的一个。也就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从华尔街基层干起来的，既做过美国的事务，又做过欧洲的事务，还懂中国的事情，所以好多人就来找我，既有猎头公司，也有投资银行。当时我也是没有经验，经不起诱惑，人家一说来了给你提职，给你涨工资，给你描绘一下在我们公司有多么美好的前景，我就动心了，结果就跳得比较多一些。

    李南：那如果别人要问您：“刘先生，我要跳槽，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您会怎样回答？

    刘二飞：我的建议就是，思考一下你现在这个事业平台，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你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你就不应该跳；如果不合适，你就应当考虑变一变。往往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看的是短线的，别人答应给我加一倍工资，我原来赚10万块钱，现在可以赚20万。我觉得最好淡化这方面的因素，不要考虑眼前人家给你加多少钱，要从10年和15年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给你加1倍工资，10年以后可能看起来就是很少的一点点东西，你就会觉得，不见得一定要为那么一点钱、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工作。往往有些公司，它为什么要多付给你钱呢，就是因为它招不到人，它的平台不够好。

    李南：当时在旅美商学会，你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像高西庆、王波明你们都是一起共事的朋友、伙伴。我知道他们两个当时回国了，为我们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出谋划策了，那您怎么就没考虑回来呢？

    刘二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也考虑过是不是毕业后直接回国来发展，当时我们总是有点瞻前顾后，没那么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