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站在排头兵的前列。”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和美国的高盛公司为主承销商，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募集了42亿美元的股本。“这说明当前中国对投资银行业务具有极大需求。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应该回来创业。”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汪潮涌进一步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从前人们以为只有制造业才有技术，其实金融业的技术更复杂，威力更大。被马哈蒂尔骂作‘强盗’的索罗斯，何以一个人就能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使一大片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这个‘强盗’掌握了一件‘核武器’--金融技术。金融危机展现出来的一切都在证明：金融技术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原子弹是战争时期的核武器，金融技术是和平时期的核武器。我想：中国怎么能缺少这一种核武器呢？中国不能没有金融核武器。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高，隐患很多，随着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亟需加强抵御外来金融机构、国际游资攻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应该承担起为国家开发尖端的金融核武器的重任。”

    1998年，国家准备组建一家投资银行，汪潮涌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海外英才，欣然领命参与组建工作，后来这项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改变，那些归国的人大部分又回去了，而他留了下来。

    “从摩根·士丹利辞职以后，我的目标是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能够创造很大财富的投资人。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不断的在调整和确定新目标的一个过程。”为此，汪潮涌在1999年5月在北京成立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出任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迈出了回国创业的坚实一步。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不认识，而且永远也不会认识。”这是一部美国电影中男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在汪潮涌看来，这句话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遗憾，所以才有了投资银行家存在的必要性---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充当中介。信中利定位在为国内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这是根据市场需求，经过认真的可行性研究的，填补了国内一个空白。国内除了民生银行外，证券公司、大投资公司基本上是忽视这块需求的；而国外大投资银行由于成本等等原因也不做这种业务。在摩根·士丹利，1个亿美金以下的项目都是没兴趣做的。这是一个断层。”

    汪潮涌运作国际资本的优势尽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瞄向国际资本市场时，中国的企业家们面对窗外陌生的财富世界，无疑有着太多的困惑与茫然。而许多外国投资机构虽有投资中国的想法，但由于语言、文化、商业环境等背景的隔膜，总觉得进中国门槛有些高，需要有国际化运作能力的中介机构介入。“别看这些中国民营企业今天小模小样，未来他们可是新经济的中坚，而我仅仅凭着早入手就得以与他们为伍，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的幸运，以后的华尔街回归者怕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信中利创办不久，前来咨询和寻求合作的络绎不绝。信中利当时的业务，一是为企业提供融资、理财、并购等投资银行中介服务，二是进行项目投资。汪潮涌和信中利的理想在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倡导一种风险投资理念和金融服务意识，从而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投身此项事业，推动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刚从华尔街回国时，汪潮涌常常要煞费口舌地和企业家朋友们解释投资银行与银行的区别，什么是收购与兼并，企业为什么要IPO?如今，他们的对话已经上升到如何实施MBO（管理层并购）？如何设计ESPO（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引进战略投资人等专业性题目。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探讨什么是现代化的金融意识。与民营企业打交道强调的是专业性服务，“灰色”的东西少，对“关系经济”不在行的汪潮涌来说也是一种“扬长避短”。“我们要在不规范的环境中去创造规范。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诚信问题，我们一直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汪潮涌很认真地跟记者阐述信中利投资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