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

    1989年，汪潮涌在大通银行成功地进行了房地贷款抵押证券化工作，所进行的资产抵押债券获得债信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大大降低了债券的利息即隔资成本。后来这一创新概念延伸进美国许多金融资产领域，如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余额等。1990年，国际两大权威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把汪猎归门下，担任纽约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他成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标准普尔高级职员。当时，他才25岁。

    90年代初，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铁板一块的金融证券市场开始对外开放。世界各大投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其中便有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摩根·士丹利公司拥有资产3200亿美元，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1993年，摩根·士丹利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急需具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兼具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才开拓亚洲市场。汪潮涌进入摩根·士丹利的视线。他由纽约总部派往香港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在华尔街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学语言出身而能说会道的，另一类是学理工出身而思维缜密的。”汪潮涌显然属于后一类。理工科的背景使得他不冲动行事，数理推理和模型范式是他思考的基础。

    1995年，因业绩突出，汪潮涌被提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这一年他刚刚30岁，成为华尔街上最年轻的驻外首席代表。

    在摩根·士丹利期间，汪潮涌所在的中国业务部共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境外融资６０多亿美元，包括参与我国财政部１０亿美元全球债券的发行工作。同时，他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成功运作的范例包括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的中国首家民航企业--东方航空，中国首家在伦敦挂牌的电力企业大唐电力以及在海外上市的超额认购倍数达1260倍的“北京控股”。

    1995年，汪潮涌直接参与了由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共同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组建工作。中金公司被人们称作是中国第一家较为完全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当汪潮涌在事业渐入佳境，被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暗示“前途无量”时，他却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原来，在华尔街12年的后几年，汪潮涌时常涌起回国创业的念头。“前六年就想好好地做一个金融的专业人员，把金融的知识和产品学到手。后六年，就觉得要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技能和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而且要为进入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市场做一个桥梁，而且还要做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美国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国家，人们爱以收入论成败，目前国内一些人也是如此，比如一提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有多少亿的财产，对其卓越的才能和学识却不甚了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多个角度去看，如把自身价值只与金钱划上等号，那这个人的发展就很有限。”促使汪潮涌放弃高薪回国创业的原因是他不想要一个看得见的未来。“一个华尔街上大投资银行的海外公司总裁会享受很高的年薪之外，还包括诸如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坐最豪华的汽车、一年两次欧美度假、外加十多万元的驻外补贴等等。而华尔街上的高级职员也许在４０岁时就退休，积累下几千万美元的个人财产是现实的。但是，华尔街是那些ＷＡＳＰ（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移民的后裔）们的天下，像摩根·士丹利，７０年代以前甚至连犹太人都没有。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里的黑人、少数民族族裔都还是很少的，而且地位不会太高。一个中国人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跨国投资银行中，充其量也就是做到大中国区的负责人，以后的发展就很有限了。”

    汪潮涌的创业热情还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同辈人的压力。“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而我把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视作同辈人。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