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东方”一号飞船载着27岁的苏联空军少校加加林，进行了108分钟的太空旅行，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23天后，美国也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2003年10月15～16日，中国第一次把航天员送上太空，圆满地完成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说，我们的载人飞船在美、俄载人航天飞行40多年后才发射，时间上已经晚了这么多年。我们不能再做一个他们当年的飞船，而要做成达到甚至优于他们现在水平的飞船。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世界科技在不断进步，而信息技术更是比40多年前大大提高了。如同运动员在起跑线上晚了一步，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比别人更大的步伐、更快的速度来追赶。时间上的落后固然无法弥补，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论证、立项开始，就采取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而不是按照美、俄当年载人航天飞行的步骤亦步亦趋。这充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71

    思想。比如飞船。美、俄的飞船都经历了从单舱到多舱的发展阶段，而中国航天人来了个技术大跨越，直接瞄准国际上第三代飞船，研制中国的三舱飞船。技术水平就与美、俄目前的近地轨道飞船相当，并且，中国的神舟飞船还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国外的轨道舱一般作废弃处理，而神舟飞船完成在轨运行任务后，轨道舱仍可作为一颗科学应用卫星继续留轨运行。轨道舱增加交会对接机构后，还可以作为目标飞行器使用，这样就为载人航天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迎头赶上的中国航天人看来，人类航天活动记录中国人迟到的时间，是催人奋进的警钟，也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中国的载人航天史也曾有过并不现实的超前阶段。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上天后，举国振奋。次年，“曙光”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一句“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叫停了这股高涨的热情。其实那时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工业设计、制造水平，中国还远不具备开展载人航天的条件。“现在看来这个决策真英明，那个时候如果搞，可能花很多钱也搞不成。”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戚发轫，后来又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过程，并在“神一”至“神五”期间担任飞船系统总设计师。这位资深的航天专家认

    高标准严要求，规范化科学管理为，当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启动载人航天工程时，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了。航天技术与空间探索，是衡量一个民族智慧、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具有战略性影响。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有所为”的领域。一波三折的决策历程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遵从科学发展规律，脚踏实地，正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与生俱来的风格，它注定了中国的载人航天要走一条与世界上任何航天大国都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抛开过于超前的航天飞机方案，选择从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能够支撑的飞船起步，同时，在研制飞船时一步到位，直接盯住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独有的“三舱一段”设计以及在返回舱返回地球后，轨道舱留轨工作半年的创造性设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走上了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道路——留轨的轨道舱可继续作为试验卫星使用。航天精神告诉我们，做事情要讲科学，不能单凭经验。在做事情之前首先要想想用什么方法才最专业，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要有国际视野、行业视野，把握行业规律。有一次，航天某型号的研制工作遇到了挫折。在型号任务发射前，大家工作得很有信心。没有想到，结果给大家开73

    了一个很大的难以接受的玩笑，飞行试验失败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时任中央军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