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尔兰小家伙。

    至少从表面来看，他好像站在我的对立面上。

    然而很少有人，包括我在内，知道雷吉的外表和内心不完全一致。

    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政治家，有的描述他为三届总统及其内阁的顾问，还有位记者说他像一个勤劳的教堂执事。他的确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人。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雷吉并不享有特权。他其实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有着工人阶级的出身，并且奋斗自强。关于雷吉，可以借用鲍勃·霍普的台词做最恰当的表述：“我是英国人，但我太穷了，做不了不列颠人。”

    雷吉成长于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一所沿街住宅。他的父亲在一家钢铁厂做工长，而他的母亲憧憬着美利坚的美好生活。在8岁半那年，穿着英国男校制服的雷吉终于到了美国，他们全家迁到新泽西的特伦顿郊区。在那里，他迅速改掉了自己的口音，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将这个聪明的外来者视为一种威胁。他的父母在当地的顶点橡胶公司（Acme Rubber Manufacturing Co.）找到了工作—他的母亲是个计件工人，负责为梅森食品瓶的盖子挑选橡胶垫圈并码放整齐；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工的助手。

    在学校里，雷吉成绩优秀，通过做家教和在图书馆打工补给家用，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分校完成了学业。1939年毕业后，他来到GE，并接连得到提升。雷吉在审计部门工作了8年，这使他几乎走遍了公司中所有的工厂。在1968年成为首席财务官之前，他先后担任过几个部门的经理。此后又过了4年，他成了GE的董事长。

    我和雷吉显然有着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潜藏的共通之处，这些很少有人知道。首先，我们都是出身底层，凭借勤奋走到了今天的位置上。同我一样，他也是独生子，我们的父母也非常地相似。我们在惟一工作过的公司取得的业绩突出了公司的能人统治制度。

    其次，我们都偏好数字和分析。我们都喜欢做准备工作，而且对那些不这样做的人难以容忍。这么多年来，很多不知情的人想不通，为何雷吉选中了我这样一个与他迥异的人，他们不会知道，其实我们还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

    其实直到我写这本书时，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有关这一点，外人就更不清楚了。

    这场角逐的第一个分水岭终于在1979年8月初到来了，此时距我初次来到费尔菲尔德正好18个月。8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雷吉在纽约州拉伊的盲溪乡村俱乐部（Blind Brook Country Club）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后，雷吉告诉他的两位副总裁：他决定将候选人名单缩减到3人：我、伯林盖姆和胡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