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妹妹告诉我她父母亲两人在闹不开心，因为坐在轮椅里的奶奶不见了，她父母一上午一直在找她，为她担心。

    我在找我的父母和黛安娜，这时麦克先生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的肋骨都被他抱得要断了。他把一束漂亮的橙色和黄色的玫瑰花送到了我面前。那个杂志摄影记者立马开始拍照。他的照相机镜头比以前用的那架更长，更突出。他的助手紧跟在后，手里提着装照相机的手提箱。我真切地笑了，因为见到麦克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无比激动。接着我又微弱地笑了笑，因为我已经厌烦了被人拍那么多照，而且也是由于我有点担心，我的家人到现在一个都还没露面。我知道他们可能迷路了。麦克先生得要回到学校去，为文化遗产课程之夜——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做准备。麦克先生像一尊菩萨。他拥有在一天之内身处似乎无数个地方的法力，因为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有着无穷的慈悲。

    那名摄影记者不停地问我：“你母亲在哪里？你见到她了吗？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有点不耐烦，心不在焉地，朝他身后看去，寻找着某个我熟识的人，但什么人也没看见。

    这天阳光明媚，可是对六月份来讲还算很冷。风吹过了我的毕业袍和裙子，在我脊梁骨底留下了一块寒冷的斑点。

    原来我妈妈和爸爸都被在哪里举行第二个毕业典礼搞糊涂了。妈妈和她朋友贾妮丝在街上碰到了我爸爸和多恩，并使他们相信要是都到我宿舍去的话，他们可能在那里找得到我。在毕业典礼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我位于五楼的宿舍里，身边被箱子、花草和装垃圾的包包围着。最后，他们听见从楼下远处传来的鼓掌声和口哨声。他们冲下楼梯，正好看到我上台领毕业证书。黛安娜整个典礼都在那儿，站在后面的一棵树旁边。

    我设法摆脱了那名摄影记者，跑到楼上宿舍里。我想要找到我的家人。爸爸的包和妈妈的几张报纸在我房间里，因此我知道他们来过。我急急忙忙在毕业袍和裙子里套上牛仔裤——这样我可以更暖和些——然后跑下楼来到餐厅。我先看见了黛安娜，然后看到了其他每个人，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看到大家都在一起，为我的毕业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拥抱了妈妈。我觉得她不想放开我。最终，哈佛并没有让我们母女疏远，反而让我和她更亲密了。我对贫困和流浪的研究帮助我理解了妈妈的生活是怎样和为何成为那个样子的。它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变革是需要的。上哈佛大学让我在贫困和富裕两个世界里都感到游刃有余。我把自己的坦诚保持给所有的人，从跟知识分子以外群体度过的时间中获得乐趣。我未曾蜕变为一个典型的哈佛学生。我依然是我。

    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不再是那个躺在圣芭芭拉水泥地上盯着身穿蓝色制服警察的那个女孩。我不再是那个一口气把《穴居矮人》从头到尾看完的小姑娘。我也不是那个理想中的哈佛学子，或是实现美国梦的象征。但是，我身上仍然有着一点吃几百颗青豆以便长得更高更壮的那个女孩的影子。我更进一步地从我自己游离出去，进入大学，进入现实世界，进入到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关系中去。不过我收回自己的故事。我从自己所处之处写起，从我朝外看的长途汽车车窗写起。这样做，我可以轻柔地把自己从人们在我身上和里面虚构的神话、编织的理由和理论分开。有了这些新的工具，我也更深地跳回到妈妈的子宫里，进入我的童年，进入我那独特的身体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