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中国报业改革转型期的基本特征

    崔恩卿

    《报业经营论》其实难以称论，因为多是工作记录，其中一些思考性的文字不过是报海拾贝，充其量只能算是报业实践的一个实证。但是，从这些零散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轮廓，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业改革转型期的几个基本特征，以及它带给中国报业的方向性的启示。

    所谓中国报业改革转型期是我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业发展状态的概括。

    中国报业自1949年以来，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如果把80年代以前作为一个大的阶段，那个时期的中国报业完全是传统计划经济形态，基本指导思想是单一的“宣传工具论”。这种单一宣传工具论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成了控制舆论乃至扼杀民意的刀和枪。到了80年代，国家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令，作为宣传工具的中国报业理所当然的走在前头，其表现是“改革开放”的字眼充斥报端。随之，中国报业进入了改革孕育期。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大力推进，而积极为改革鼓与呼的报业在改革的路上实际是止步不前。不过，正如十月怀胎一样，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国报业也在孕育着新的婴儿。我是1983年秋进入报界的，基本上经历了这个孕育新生的过程。

    进入90年代，伴随邓小平南巡的旋风和党的十四大的东风，中国的一批报业新婴儿呱呱坠地，像雨后的春笋破土而出。例如，党报系列以广州日报为代表，团报系列以北京青年报作先锋，此后是一批以都市报命名的非主流报纸，相继自觉和不自觉地争先闯入市场，由此形成了中国报业的繁荣景象，对于这种景象有人称之为新闻冲击波、新闻启示录；有人称之为北京青年报现象、钱江晚报现象或都市报现象；也有人判断中国报业出现了“报业春秋战国”的竞争局面，等等。总之，90年代是一个让报界喜悦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报人心花怒放，让读者眼花缭乱。

    我十分赞赏90年代中国的报业发展，我认定这大约10年的时间应当算作中国报业的改革转型期，因为正是90年代的这个报业转型期才构成了中国新闻业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业界也有这样的判断，说时下盛行的报业集团化是90年代报业改革的成就或标志，对此，我在1998年出版的这本《报业经营论》中，讲到这个话题时，做了如下表述：

    “在新闻界，报业集团化、资本股份制的呼声很高；新闻大众化、信息服务化的要求强烈；新闻界以外的一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也开始涉足报刊界，而且已经有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想法和做法；当新闻界的一些朋友还在‘产品经济’的旧梦中自得其乐时，‘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营’已经闯进了报业经济，1998年以后的报业将出现空前的竞争，也包括兼并。这大概不应算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现实的变化；这也不应算是人为的变化，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报业向着新闻化、市场化、经营化和产业化的方向自然转化。这是一个可喜变化，它标志着中国报业将开始真正的改革。报业呼唤市场，报业呼唤法制，报业要从计划经济构建的上层建筑的凌云宝座上走下来，走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

    不过，我以为中国报业改革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集团化和股份制。因为集团化和股份制作为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主要是解决生产能力和运营机制的，从长远看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当前中国报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还是‘产品’不完善。当务之急是完善‘产品’，是完善‘产品’的质量即使用价值。以市场为导向完善‘产品’质量，以产业化思路和观念完善‘产品’质量，这才是关键。报业要使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品’——报纸及其相关的新闻产品真正适应读者需求，进入买方市场，形成影响力，构成竞争力，从而使报业真正产业化(而不是‘企业化管理’)，继而部分报业在竞争中走向集团化和股份制，这就是中国报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报业经营论》483页)

    五年过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