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卿，这个报业草莽时代的英雄，在《北京青年报》上升最迅速的年头，却“激流勇退”，在“娃哈哈事件”中辞职离开报社。

    四年后，崔恩卿又重新出山，以微少资金创办了北京市场上另一张都市报纸《北京娱乐信报》。虽然崔恩卿一直称自己进北京青年报社是“误入报门”，办《信报》是偶然地“再续报缘”。事实上他有很深的报业情结，这种情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四年后，他重操旧业，崔大侠出山，北京报业市场又可预见一番风起云涌。

    崔恩卿刚离开北京青年报社时，先在家中赋闲一年多，之后被安排到北京市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北京文联看起来是个闲适的单位，但崔恩卿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到了文联之后，他率先提倡对属下的《北京文学》进行大胆改版、市场化改造。之后又动起《戏剧电影报》的脑筋，这就为北京报业市场的一个新面孔“信报”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北京市文联属下有一报三刊，《戏剧电影报》是其中效益尚好的报纸。《戏剧电影报》定位是“戏剧电影资讯报纸”，发行量虽然不低，但由于是一家全国性发行的报纸，在北京这个目标市场上发行密度很低，带不来多少广告收益。在1999年12月份，崔恩卿向上级递交了一个题为《文联与戏剧电影报》报告；2000年，北京市文联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戏剧电影报》改造成一份立足北京的综合新闻报——《北京娱乐信报》，崔恩卿一开始是报纸的分管领导，后来应投资方的要求亲自担任社长，直接主持报纸的经营运作，正式出山。作为一名曾经辉煌的报人，可以想见，他的复出身上带着更大的压力。办得不好会砸自己的招牌，半世英名也受到损害。办得好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很难再比拟当年《北京青年报》的辉煌。但是崔恩卿并没有考虑过多，他决定做一项事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计身后的得失。

    崔恩卿曾用“续报缘”三字来表达他重入报界的心情：

    再续报缘

    ——《北京娱乐信报》创刊号随想

    2000．10．9

    随遇而安度华年，

    阴差阳错续报缘。

    疑是南柯梦中景，

    报海弄潮再扬帆。

    崔恩卿的报业情结在《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办中得到延续。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北京娱乐信报》在北京报业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占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也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根据各家市场监测机构的监测，《北京娱乐信报》目前在北京综合性日报市场中大概占据第四位的位置，排在《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之后，和第三位的《京华时报》处于竞争的胶着状态。当然，《新京报》的进入，以及崔恩卿的离职，都给《北京娱乐信报》的未来蒙上一层迷雾。

    一个新报纸的诞生是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国内近几年新兴报纸创办的经验，一般需要三方面资源的合作，即刊号、资金、人才团队。这三方面力量的合作又有几种模式：

    1．资金和刊号合作，再寻找团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天津青年报》刊号的拥有者——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引进天津顺驰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改版并招聘人才，推出新的都市报纸《城市快报》；还比如《京华时报》，系北大文化（隶属北大青鸟旗下）在2001年注资5000万和人民日报共同创办的。

    这两者都是刊号拥有者和资本方合作之后，再组建人才团队。但是具体合作方式和运营机制又有不同：《天津青年报》是“报办公司”，《天津青年报》和顺驰房地产公司合资开办了天津青年报经营公司，由该公司承担报纸的经营工作；《京华时报》是所谓的“公司办报”，先由人民日报和北大文化合作成立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投资创办报纸，广告收入直接划入公司，采编部门的成本到该公司中列支。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是：“报办公司”中的报社自由度比“公司办报”更大，受制约更小。

    2．资本和团队合作，再申请新刊号。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的《南方周末》经济部、《南方都市报》经济部一部分骨干和上海复星集团的资金进行接触和合作，再申请新的刊号。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报纸相对独立于集团之外，集团对其操控能力下降，人才团队的独立性更大，资本方的影响力更大。由于人才团队和资本方都有较强的能量和独立性，因此容易产生资方和员工的直接对抗，导致劳资矛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