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效益的结合。报纸是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商品，报纸应当是信息大拼盘，是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不是经典之作。首先是大众意识，而不是精品意识，是“真实”意识而不是“宣传”意识。评价报纸的客观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读者，第二个是发行量。他的这些话即使在今天看来都不算落后，而18年前，他就已经超前地、深刻地形成了这些办报理念。他在1983年到1985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北京青年报》后来办大众化都市报的指南。

    崔恩卿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和鼓动力的人。这段时期，通过他的不断鼓动，报社内的观念逐渐统一，先进的新闻理念促成了大量优秀新闻记者的出现。事实上，在《北京青年报》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飞速上升期之前，崔恩卿已经领导报社完成了观念和人才队伍上的准备。由于原来的北京青年报社处于相对弱势，人员素质也显得参差不齐。有人议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人办了一流的报。崔恩卿反驳这种观点说，既然能办成一流的报，就不能说人是三流的。即使个人是三流的，但是组成一个团体，就成了一流。当其他报纸的记者还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孤芳自赏时，《北京青年报》已经逐渐磨练出最有活力的一批新闻记者。

    1983年崔恩卿来到报社两个月后，市委决定，《北京青年报》的读者转向以中学生为主。这样一个定位缩小了《北京青年报》的读者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读者市场的细分，利用这个契机，1984年1月《中学生时事报》的前身《时事广播专页》创刊，后来它成为了一份非常成功的中学生报纸。1986年，报社首次提出抓“可读性”的原则，并将读者定位从中学生扩大为“中等文化程度的小年龄在职青年”。1988年，该报社编辑部提出“打破半封闭状态，全方位走向社会”的方针。这是一次内容定位上比较根本性的、前瞻性的改革。媒介经济专家宋建武认为，传统的青年报刊，因为它的内容和发行都局限在机关、团委的组织内，因此它的出路就在两个方面的社会化：内容的社会化和发行的社会化。《北京青年报》在1988年的这一次办报方针的转变，为它内容定位的全面转型埋下伏笔。在报道内容上，80年代底《北京青年报》也开始了尝试，1989年4月25日该报发表了首篇学潮报道，成为最早直接报道学潮的少数几家报纸之一，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广场纪实》、《六月，学运向何处去》等报道，《北京青年报》关注重大政治社会事件、擅长深度报道的特色开始露出端倪。

    在20世纪80年代里，北京青年报社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提，就是《中学时事报》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84年创办的《时事广播专页》，该专页由北京市教育局发起，由北京青年报社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中学时事报》同样贯彻了崔恩卿当时提出的“追求读者和发行量”的办报理念，1988年该报在京津两地的发行量达到了70万份，这时候它还并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在1990年，已经运行7年、发行量超过70多万份的《中学时事报》才首次获得公开发行，《中学时事报》迅速走出北京，发行量达到百万份以上。应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冲击面前的滞后在报业中也充分暴露了。《中学时事报》本身虽然只是一张面对学生发行的、“窄众化”的报纸，但是它同样体现了北京青年报社敢于冲破壁垒、抢占市场先机的勇气，也为《北京青年报》的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1996年创办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的刘涵原来就担任过《中学时事报》的主编。《中学时事报》的成功发行经验为《北京青年报》所利用，“小红帽”现在已成长为全国最优秀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

    北京青年报社内部机制的改革也比较早，在1984年，崔恩卿刚到北京青年报社的时候，就推行了社内聘任制，并向社会首次公开招聘采编人员。1988年，报社成立社委会取代原来的“领导小组”，并对编辑部成员实行了聘任制。

    从1983年到1990年的7年间，崔恩卿领导的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在观念、人才队伍、市场经验、内容定位、内部机制等各方面做好了改革的准备，一场被新闻学界广为关注的“北京青年报现象”即将拉开帷幕，这场改革无法抑止，已锵然地迈出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