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户一视同仁
其实，如何把客户提出来的貌似不可能的要求转化成可能，不仅是智力、制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也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道德素质的体现。
“对待客户一视同仁”，这个提法似有牵强之嫌。因为商业的“待遇”不同于法律，并且“待遇”很明显地与商家的预期收入相关联。
比方说，火车站有贵宾室（ＶＩＰ ＲＯＯＭ）；又比方说，俱乐部有金卡会员与普通会员之别；再比如说，电子邮件系统付费邮箱要比免费邮箱稳定得多。
但是，预期经济收入的不同，不等于商家可以对“不同身份”客户实行不一致的服务态度。只能依照不同的消费额度，提供不同的消费数量，以及与消费额度相称的商品档次。
从原则上讲，买一两茶叶与买一斤茶叶的客户只是享受的折扣率不一，仅此而已！而不是把买一两茶叶的客户当“穷人”而轻视，态度冷漠。买三个包子，与买一百个包子的道理与之相同。这应叫做“服务的质量规则”。
假若不遵质量规则，损害的必定是服务提供者本人；需要服务的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位供应商。
“所有客户一律平等”或者不遭受歧视性待遇，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策略问题。大哲学家康德告诉人们：“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虽然说，康德是以此来论述国际关系和平的条件的，但它同样适合于商场。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商家短期行为，早已放弃了“童叟无欺”这类的古典道德箴言。
与此同时，像“店大欺客”这类的不良恶习得以复生，在现代工商行政管理术语中称为“霸王条款”。这些“霸王条款”有的明鲜地以“顾客须知”的形式告示出来；有的则不告示，自己习惯行之。“霸王条款”来自于经营者对自己地位过高的估计，往往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霸王条款”必然养成群体的霸道作风。
毫无疑问，霸王条款与霸道作风是一种侵害社会道德的毒素。它不仅侵害平民百姓，也伤害社会精英。
1960年代我国的一位部长到他曾解放过的某地去考察工作，早晨起来无事，想吃当地特产煎饼解解馋。解放这个地方时，他最爱吃的就是煎饼。这里一个“向阳饭店”的服务员对这位“外地老客”很冷淡，以为他是跑供销的外地人，有意拖延上饭时间。何况，他要得还很少，只一张。
“外地老客”终于忍不住了，质问服务员：“你们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
“反了，你？！捆起他来。”向阳饭店的经理急了，一声令下用草绳将“外地老客”反剪捆了。直到警卫员匆忙赶来找人，才算松绑。
这个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也算老黄历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位由河北调任辽宁的高级官员，也遇到了类似的遭遇。不同的是：他要的是一碗烩饼，并被维护饭店利益的公安人员铐在了暖气管子上。
所幸的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会精英。倘若是一般百姓，也就白捆了、白铐了。
应当说，到了经济市场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以来的十几年，不该再发生此类事了。但，只是版本不同了，不捆人了、不铐人了，而用“霸王条款”套你。
这种“霸王条款”与1960年代捆部长的草绳、1980年代铐高级官员的手铐，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他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讲了一个上面故事的现代版：
1994年我（指茅于轼，下同）出差去广西北海，在乘飞机回北京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Ｘ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装的一瓶茅台酒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记。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了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的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ＶＩＰ（十分重要人物，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也放行了。
茅先生对此大惑不解，向民航管理局讨说法：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感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而ＶＩＰ却可以带？
茅先生得到的答复是：职员水平低，业务不熟。答非所问，对茅先生是一个侮慢，当然也让他从中看到真相：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一旦被告发，还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赖账本事。
上面引录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的事例，有些特殊。因为他们一行ＶＩＰ面对的是相对局限条件下的供应的惟一性，换句话说：坐飞机不能像坐公交车或出租车那样方便，有较多的选择。再说，即便几位ＶＩＰ非常有钱，还没富到有私人飞机的程度，至少也没法一气之下自己包一架北海至北京的专机。
在一个多元供应的市场上，问题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此处服务不好，人们另选别处。
在法国北部的小城市，有一家颇有名气的ａｒｒｉｖｅ ｃ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