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额在五千亿美元以上，主要在制造业。大量外资及贸易顺差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傲人的贸易成长数字，至二○○三年底达八千五百一十亿美元，居世界前三名，外资企业是主要的幕后功臣。

    另一极具潜力的经济体印度，实验社会主义多年后，前总理维帕义（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的务实政府，决定实行市场导向政策并逐步解除管制，促使更多外资进入，以刺激经济走向永续成长。目前论断新经济政策对一般印度民众的好处虽还太早，但这种政策确实促成了印度现代史上经济成长最强劲的一段时期。利率降低使中产阶级消费者较愿意花钱和借钱，这对整体经济成长产生乘数效应。拜市场经济及与全球接轨之赐，印度人首次得以享受高成长率的好处而不必遭致高利率的惩罚。这种改革政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信息技术全球化使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印度软件工程师、科学家，甚至懂英文的人口，可以无限制的进入国际市场。于是印度又成为另一个经济成长的热门地点，只是受基础建设较差所拖累，会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慢。就算印度历史最久的国大党和**在二○○四年五月选后，连手取代了当时执政的人民党（BJP），曾引起国际工商界一阵紧张。但相信印度政府不太可能完全停止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新任总理辛哈（Manmohan Singh）一九九○年代曾任财政部长并主张金融改革，他已承诺要继续推动由人民党启动的改革，同时要解救占总人口至少四分之一的乡间广大贫民，以及全国各地占四○％的文盲。

    一九九三年IMF正式宣布，亚太地区由于四小龙、东协、中国和印度创下非凡的经济成就，蔚为了不起的「亚洲奇迹」。乐观情绪弥漫上述所有地方，表现出来的是，对新资金和更多制造产能贪得无厌的需求，彷佛亚洲就要赶上已开发世界了。不幸亚洲也逃不过景气荣枯的循环，长期滥用资金于非生产性投资的恶果，终于在一九九七年爆发。金融风暴的导火线是国际投机作手联合打击泰铢，而泰国政府无力维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到九七年中期各国际银行宣布，有二十六家泰国金融机构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实质上宣示了第一次极为严重的亚太金融危机已然发生。同样而且更糟糕的呆帐问题，几乎同时出现于南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没有足够外汇存底来支付外债还款，后来在IMF压力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重整。这几国引发的骨牌效应，使亚洲面临经济发展史上最惨痛的挫败。外债重整代表还不起钱的企业必须马上倒闭，连带造成大量失业。很多非必要的消费产业几乎完全停顿。受打击的国家破产率创下新高。它们咬紧牙关进行IMF所要求的金融和银行改革，偿还IMF提供的紧急贷款，在近二至五年后才恢复正常。首先在两年内还清借款的南韩学到惨痛教训，从此十分小心的维持美元外汇存底在够高的水平：一千至一千五百亿。泰国多亏有多元化经济基础，又是跨国企业针对东协市场设置的生产中心，在总理塔金斯（Thaskins）领导下和勤奋人民的努力下，又恢复了成长。就连印、马、菲也默默进行若干金融改革，缓慢但坚定的赢回人民和外资的信心。

    中国和印度则在这段期间继续快速扩张，在网络泡沫化后的停滞期成为举世羡慕的对象。中国升至全球GDP排名第六，预计印度不久也会进入前十大。无数经济学家预测，二十一世纪或许会是全球经济又一个转折点。高盛公司（Goldman Sacks）二○○三年底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甚至预言，BRIC四国的GDP在三十至五十年内会超越美国及欧盟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如此乐观的预测是根据许多尚有待证明的假设。比方高盛的研究假设BRIC有充裕的天然资源可用，并有能力改善其基础建设和消除日益恶化的所得差距，这样才能产生高盛所预言的成长。高盛这项研究道理不算深奥，却明白突显出东西方经济平衡正在快速移动。企业领导人势必关注亚洲的兴起，从而订下合宜的策略，才能充分把握随亚洲一起成长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