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认为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央在全国实行统一税制，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上海就会迅速地发展起

    来……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

    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股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不过，为深圳不平而鸣者不乏其人。

    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指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不过，刘福垣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胡鞍钢本人，“用词委婉平和，一副理论探讨的温文尔雅”。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一位洞悉这段论争的当事者后来分析说：“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果然，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厉有为“杀鸡用牛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不过，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胡鞍钢的，竟然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这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