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已不再担任**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在这节骨眼上将一份五千言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当时由毛铎带领的工作组刚进驻深圳。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