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开始想办法钻这些空子。

    犹太商人历来就有一个投机家的名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他们都能游刃有余地活动在各种机会和风险之间。他们总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积极挺进，让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在惊叹之余，你不得不佩服犹太人的冒险和刺激。

    犹太商人继承了犹太民族的传统，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他们不但可以严于守法，而且还非常善于守法。商人的最根本行为原则就是追逐利益，而视金钱为上帝的犹太商人更是如此。在两千多年的商业实践中，他们不但恪守了“契约之民”的民族教条，而且还创造性地积累了大量利用法律的手段和通过契约达到自己目的的经验。说他们善于守法，此“善于”是指他们有能力在严格遵守法律或契约的前提下，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哪怕这一目的在实质上是不符合法律或契约的规定，甚至是有违法律和契约原来的精神；也就是说，假法律或契约之形，而行非法或非约之实，注意不是违法或违约之实，因为他们是守法遵约的楷模。这种强调形式上守法守约的精神大量地体现在充满智慧的犹太寓言中。

    犹太民族素来看重立约，并以信守合约为立身之本。连同上帝的关系也看做是一种合约关系，而不是像其他民族一样，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然而，合约一旦设定，具体的限定便马上有了“无条件”和“绝对”的性质，再也不能更改。显然，合约的这种严肃性较之立约中的主导方任意更改、毁弃合约的情形，更多地体现出一些公正性，在立约双方出于自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然而，这种公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正，它并不意味着合约内容上的公正。无论何种合约，立约双方总会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想方设法加上于己有利的规定。在上述场合下，一方处于明显劣势，更无法拒绝另一方变本加厉的要求。

    于是，既要保证合约形式上的公正性，又要加强或者抵消内容上的倾向性，便成为立约双方互相攻防的一个小舞台。不过，舞台虽小，对双方来说，已经留出了很大的余地。从生活起居开始，在一切方面都颇为拘泥于形式的犹太民族，自然就向着形式的方向发挥、发展着自己的订立契约的智慧。靠着这种智慧，理应对他们约束得最为厉害的形式，却正好约束了他们的对手：那个奴隶之所以不带着财产潜逃，除了没看破遗嘱中的计谋之外，更大程度上还在于对犹太人守约所持的信任。

    可是犹太民族的福祉恰恰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完备性正好同人类社会形式合理化的一般历史要求相吻合，合约形式的公正正好同现代法律形式上的公正相吻合：由同时作为合法权利之主体的立约各方所自愿订立的合约，即使其内容不公正，只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从法律上说，仍然是公正的。事实上，在今日社会生活中，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首先成为智慧的主体。在现代商界中，较之那个奴隶远为自由、自主的人中，最终只能享有比那个奴隶好不了多少的结局的，也不乏其人。仅就此而论，富有立约、守约智慧的犹太民族在当今世界中的繁荣昌盛，也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