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而且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国。30多年来它一直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由76岁的总统苏哈托一人控制(和许多印尼人一样，他没有其他的名字)。1965年他控制该国以来，苏哈托建立的威权体制给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的、且非常贫困的国家带来了稳定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开放和政治控制的混合使经济快速增长。本国和外资企业都迅速发展，而种族冲突得到控制。过去受到迫害的华裔企业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而主要由爪哇人后裔构成的印尼人则控制着军队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外国投资受到鼓励，外资银行将大笔资金注入印尼公司，工作机会也很充足。

    但随着金融风暴席卷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和裙带资本主义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而这些本有利于苏哈托获得支持。政治和家族关系在生意中是最重要的。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体系是**而反应迟钝的。公共资金被从预算中抽出，投入养肥家族和朋友的项目中。经官方授权的在胶木板、汽车和丁香业——用在香烟中，而且是印尼经济的主要支柱——的垄断企业将资金转入**者的手中。现在从这一国家逃离的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以使经济建立在更健康的基础上。但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可能损害一个由于经济混乱的扩散而备受压力的体制。

    与泰国和韩国不同，印度尼西亚没有很快实现权力民主转移的前景。在苏哈托政府努力应付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之时，这个社会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复苏的任务困难得多。国内商人和储户——其中许多人是华裔——的信心，是与苏哈托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都担心社会动乱的重演，这种动乱是1965年政权更迭时的特点，当时50万人被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华裔。现在国内资本也在大批逃离这个国家，这种逃离是因为那些本地企业家担心曾服务于他们经济利益的体制发生变化。

    这使得重建市场信心特别困难，因为能安抚外国投资者的改革却可能使国内投资者恐慌。某些印尼官员自己曾提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与**作斗争，这包括重组银行、抑制重要部门的垄断并公开政府账目以供审查。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这些改革能否实施。但这样的改革会进一步削弱苏哈托的权势，从而加剧国内资本外逃。

    要处理这种内在的政治和经济冲突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行，而对印尼情况的处理引发了对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中也包括来自国会的批评。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官员可能大大低估了某些改革对苏哈托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他的下台本身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多么大的不稳定。但这些问题存在于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心中，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是由外国资本或是本国资本离开该国引发的危机，危机的不断加重带来经济混乱的危险，在投资者变得恐慌之后会迅速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秋天最初的印尼拯救计划突出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事件中，苏哈托政府未能信守他的承诺来打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印尼政府关闭了某些负债累累的银行，这样做只是导致了其他仍开门的银行受到挤兑——包括那些已经资不抵债但是有政治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由苏哈托的家族和朋友所有的银行。许多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表明危机应对是多么复杂，许多人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银行关闭的决定(至少是没有对那些还在营业的银行提供完全的存款保障来安抚储户)，而其他人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坚持关闭更多的银行。其中有一个具体例子广为人知，成为对苏哈托是否真正改革的担心的一个象征。苏哈托的儿子班邦拥有的一家银行被关闭了，但三个星期之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重新开业了。新闻报道这样描绘着，工人们来到班邦在雅加达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把大厅里蓝色的Andromeda银行的标志扯下来，在同一个地方换上了Alfa银行的标志。

    与此同时，印尼中央银行不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紧缩，而是对那些面临大规模提款的银行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贷款来提供支持。印尼卢比急剧下跌而通货膨胀率飚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证据表明，坚持紧缩货币政策是阻止金融市场恐慌的关键因素，即使这意味着极高的利率。但那意味着要停止政府对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公司的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联系。

    1998年年初，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危机正在加深，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深切感受到了更好地理解印尼的政治状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