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会是最佳继任人选。
于是我想出一个相当复杂的提议，以使拉里愿意留任。我告诉他，我打算再待两年。我会设法使总统同意：如果我继续在其第二届任期内任职两年，他会接着提名拉里成为我的继任者——当然，前提是总统仍然与拉里相处融洽。如果不到两年我就离开，就会出现律师们所称的“可驳回的假定”那种情况，这仍然有利于拉里。如果我决定待得更久一些，拉里到时可按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拉里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某种戏剧**件，从而使我两年后不可能离开，那他会表示理解。我们两人都就此大笑起来。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发生了两个这样的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和总统弹劾案。
没有什么具体的担保措施。我可能决定一直干下去，或者总统可能干脆就会说，无论如何，他就是对拉里担任财政部长感到不自在。但我们原则上有一个协议。但要使它产生效力，绝对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就我所知，知道这一安排的人除了总统、拉里和我以外，就只有副总统（他的同意必不可少，并且他给予了同意）、厄斯金、西尔维亚和朱迪。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该谅解丝毫没有被泄露出去，这可真了不起。
在拉里留任的情况下，我请求迈克·弗诺曼接替西维亚担任办公室主任。迈克是在我调任几个月后从国家经济委员会来到财政部的。他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学位——他在哈佛一直是《法学评论》的一名编辑；他才华出众，对政策问题有浓厚兴趣，并且具有良好的实际判断能力。与西尔维亚一样，迈克为人坦率，善于与大家协调工作，管理上富有成效，而且还有一种冒失唐突的幽默感——唉，有时甚至针对财长。一个最近的事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我竟然一度被列为艾尔·戈尔的潜在竞选伙伴（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排在一起）。弗诺曼评述说，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候选人名单：戈尔和我在台上会争着去亲吻那些美女。
对财政部来说，（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很快带来一个危机，他涉及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之一：收税。回过头来看，我们自1997年以来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争斗简直就是我所了解的华盛顿大多数东西的缩影，这些东西包括：管理的极端重要性；政府有效管理的复杂性；在多数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预计有关问题何时会爆发为政治冲突；需要以能够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表述问题；媒体具有塑造政治议事日程和推动事件发展的实力以及最后一点：应对公共部门的一场政治风暴要面临各种挑战。
在去华盛顿的几年以前，我剪贴并保存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辞去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后对《财富》杂志的一次访谈讲话。布卢门撒尔说，相对于私营部门，政府部门往往不那么认真对待管理问题。与首席执行官不同，财长们不会因为管理好了财政部而为人们所称道。但我对管理有强烈的兴趣并非常关注财政部的管理问题。我能够招募到麦克金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南希·基勒佛担任负责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南希具有处理这类问题（如财政部自身的预算）的卓越经验及技能，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为雇员创造了灵活的奖励机制，并改进了培训及人事方面的惯常做法。
在我担当财政部长的头两年里，我们在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部内的最大机构：国内收入署。当时，它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成效的自动化尝试。这个技术上的失败与该机构管理方式方面的更为一般的问题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收入署署长一直由税务律师担任，这样的人通晓长达9500页的税法中的各种复杂细节。拉里·萨默斯召集了一个工作小组来集中研究这个不稳定的技术项目，他使我确信，一个像国内收入署那样庞大、复杂、而且重要的组织需要一位精通管理而不是税务的首席执行官。在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拉里和我花了大量时间与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面谈。我们最中意的人选是查尔斯·O罗索蒂，他曾管理过位于弗吉尼亚的一家大型咨询公司，是一位信息技术专家。
我们努力着手处理罗索蒂就这一职位提出的各种担忧，包括这样一种担心：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会承诺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革国内收入署。罗索蒂和我们都知道同样的东西：该机构问题重大。雇员的士气低落并在进一步下降。我们担心，由于其技术陈旧，对联邦政府95%的收入进行处理的这个系统可能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