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悄悄研究此项（技术）尝试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意见。参议员鲍勃·克里组织了一个关于重构国内收入署的委员会，他举行的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讲坛，利用人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怨言作为反对累进收入税本身的证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来到该委员会，为支持自己的一律税作证。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被纽特·金里奇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之一，他试图把这些听证会变成对国内收入署的一种调查，即：国内收入署是否从政治目的出发而把诸如基督教联盟这样的保守组织列入征收对象——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大约在这个时候，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写有“支持国内收入署-投民主党人的票”的宣传广告开始出现了。

    克里参议员设法抵制某些保守分子的这类举动：试图将这些听证会变成某种反对税收、反对政府（作用）的讲坛，但成效有限。他也利用听证会来推进自己最偏爱的那些构想中的一个：把国内收入署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我认为，这种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观念——把政府各组成部分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单位，各自对相关的委员会负责——似乎会成为一种方案，旨在建立不那么具有责任制——因而也就不那么具有效力——的政府。就这里提到的事情而言，一个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具有财政部可能拥有的那种知识以及对问题关注的连续性。与人们论证时提出的类比——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一位独立的国内收入署署长将不必为自己的股价和持股人担忧。克里和我进行了一些争论相当激烈的交锋，我们彼此都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总统（今后）应该否决克里正打算就此问题提出的立法议案。

    随着罗索蒂签约受雇以及白宫支持我们在建立某种外部委员会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尽管没有达到同意我的否决提议的地步，我们开始感到自己正在获得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的控制权。在我们于1997年9月出访中国期间，它远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琳达·罗伯逊（那时是我们的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通过（我的）手机告诉我，国会爆发了，当时是夜晚，我正与迈克·弗诺曼和鲍勃·布尔斯廷（他从白宫到了财政部，在政治及联络问题上担当我的顾问）一起步行穿过**广场。闪过我脑海的是一个此前尚未意识到的警告信号。回想起来就是：1995年，国会批准我为财政部长后不久，我出现在“本周与戴维” 布伦克里节目上。布伦克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他所听到的针对国内收入署的那些抱怨。我感到惊奇，这位传奇式的华盛顿记者竟会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问题而浪费宝贵的访谈时间，我则用某种非正面的回答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现在我认为，布伦克里毕竟可能已经把握到了政治脉搏的跳动。

    当然，我们知道，参议员威廉·罗斯（财经委员会主席）将举行听证会以调查国内收入署的不正当行为。但我们没有想到媒体正在为后来发展起来的那种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反对收入税的那些人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罗斯的助手们向“60分钟”节目组预映了他们收集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60分钟”在听证会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播出了这些事件，极度夸张、缺乏客观性。显然，国内收入署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但“60分钟”的表述具有误导作用。不久，《新闻周刊》也就国内收入署发表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封面报道。

    在三天的时间里，参议院财经委员会让国内收入署雇员成群结队地前来作证。人们躲在隔离板后面，对着音色扰乱器讲话，以防止可能的报复行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委员会中真想弄清楚国内收入署有何问题——而不是妖化它——的那些人无法使听证会做到客观。

    我们无法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做出反应——尽管我们想这样做。某项联邦法律禁止公开私人纳税者的信息，除非该纳税者放弃其因**权被侵犯而进行诉讼的权利。这种放弃应该是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前作证的一个条件，但该委员会或媒体都没有向证人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公众无法得知，那些声称自己遭到侵害的人是否在说实话。

    从某种更理智的角度看，国内收入署在很大程度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机构，但的的确确存在某些缺陷。问题之一就是，其思维模式过于倾向执**能，“顾客-服务”这种理念显得不足。但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即：要使我们的自愿服从系统有效发挥作用，执法是必要的。某些批评者，如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共和党-伊阿华州）和众议员罗伯·波特曼（共和党-俄亥俄州）真诚关注于使国内收入署成为对纳税人更友善的机构。但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其他一些人则试图利用国内收入署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来误导人们对整个这一机构的印象。没有人在意这一点：该机构每年要处理2.5亿（美元）的收入，其间并无任何欺诈或贪污行为。一旦这种观念——国内收入署是一个失去控制、无故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机构——扎下了根，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没有理性和适度可言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媒体一拥而上，没有谁认真关注更广泛的背景。

    我很快意识到，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中，我们无法有效地对这些指控做出反应，更不用说恢复客观了。戴维·德雷尔对我说，没有人会听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任何言论，除非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收入署存在某些问题，我们承诺进行改革。”这与克林顿在预算平衡问题的情况或比尔·林奇在那次纽约晚宴上拒绝批评杰克逊这一事件不同。即使我做出上述承认——我一直这样做，也没有人对客观看待国内收入署感兴趣。我可以雇用一支游行乐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我的见解，但没有人会理会。

    问题在于，当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某些人的确有这种遭遇时，如果一位政府官员试图讲述更完整的背景，人们是不会倾听的。当一位纳税人起身讲述国内收入署执法人员如同恶棍的行为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讲述这一点是绝对没有吸引力的，即：102000名国内收入署雇员中的绝大多数正小心谨慎地运用一部极其复杂的税法，某些错误——甚至某些不当行为——在所难免。在整个进程都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勇气的美国参议员也不能够客观对待这样一种论争。他只会被一种走向错误立法的恶劣进程所倾覆。

    在任何这类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