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年富力强有闯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以把工作干得更好。而且，我从我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发现，与其他人分享荣誉并不意味着我的荣誉少了。相反，我不仅由于工作成绩更优异而获得赞誉，而且也因为与别人分享荣誉而受到夸奖。我也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迪克是对的，许多原本能够成功的人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们把聪明年轻的助理视为是自己的威胁，而不是他们作为经理自己能力的反映。

    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进行管理。但一旦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他们非常让我感兴趣。你如何让人们在工作中很好地相互配合？你怎样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人？你怎样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你怎样让整个机构在战略上有活力并且在棘手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从来没有上过商学院，甚至也没有读过一本关于管理方面的书，但我通过经验形成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朱迪仍然痴迷戏剧，而且在她在一个节目中得到了一个角色后，还加入了演员工会。但当她怀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结束了这一刚刚开始的职业。因为朱迪的缘故，我们看了很多戏剧和舞蹈，我尤其喜爱芭蕾（她自己去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曾和我一起在耶鲁法学院读书的舍温·戈德曼非常热衷于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活动，他在很多场舞蹈表演中看到过我们，所以他以为我喜欢舞蹈，要求我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虽然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不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但我认为舍温是在努力地为董事会培养一个未来的年轻干部。

    我曾经谈到我认为读者们可能会把我当选为小学四年级班长和后来进入内阁联系到一起，说明机遇和偶然事件在生活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你们甚至可以更直接地把我参加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会与随后的一些机遇联系起来，因为担任一个艺术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使人们认为我是那种参与市民活动的人。此后不久，古斯要求我帮助林肯艺术中心募集资金，他是那里的财务主管。1976年古斯去世后，一直鼓励我参与社会活动兴趣的邦尼·腊斯克让我担任了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成员。就这样，参加了一个机构接着引起参加另一个。关键是有了一种开始的意愿。对我来说，至少在一系列关键的连接点，其他一些人例如我的四年级老师或邦尼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参与公司外的活动，而且这种愿望从未减弱。我在闲暇时间没有感觉到厌倦或陶醉，尤其是在我们的儿子贾米什和菲力普在1967年和1971年出生后。但在公司外部的参与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个为超越自己的工作而做奉献的机会。还有，外部的参与有助于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因为常常遇到也是我们公司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成功人士。最后，这些外部活动开始为我在这个社会圈子里开辟一席之地——尽管我在别人建议我担任美国芭蕾舞剧院董事时可能会稍微有些退缩，但当这家公司面对10%的赤字时，没有人会留意在《天鹅湖》中表演天鹅的演员是否少了10%。

    然而，我真正的兴趣是参与政治。我在纽约的一些政治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并不多。更多地参与政治的道路在1969年打开，当时曾担任过林登·约翰逊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福勒加入了高盛公司。福勒被所有人称为 “乔”， 他是位温文尔雅的弗吉尼亚律师，祖先在17世纪就已经来到美国。

    高盛公司的许多人对于福勒在政府中做了什么并不非常感兴趣。但对我来说，乔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一位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在华盛顿工作，并在以后历届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我利用一切机会和他谈政治，并且有时谈到我也喜欢参与政治。乔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刚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管的鲍勃·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与福勒有不同的魅力。鲍勃不是恭维你，而是羞辱你。1972年我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参与政治，那我对他毫无用处。但如果我想募集资金，那我们应该谈谈。他说，尼克松打算竞选连任，所以他正集中精力于如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确保民主党人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然后斯特劳斯说了一件让我记在心里的话：在政治上，许多人承诺做某件事情，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如果你不想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那就说不。但如果你说你准备做某件事，坚持下去会使你与众不同。然后斯特劳斯对我说：“你知道，从书面介绍上看，你还不错。但现在我见到了你，我认为你并非多么重要。所以你最好努力干。”看起来这是一种让别人帮助他的奇怪的方式，但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伟大友谊的开始。

    我休了一个星期的假，打电话给我所认识的人，要求他们努力支持鲍勃。尽管我没有与募集资金相关的性格，但不管怎样，我决心去干。我主要给套利界以及与套利界有联系的同行打电话，他们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人同情民主党人。我募集到的钱不足25000美元。但在当时，能募集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不错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