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候，即使市场已经下跌，而持有的头寸看起来很便宜，继续持有也许并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位顾客，他在商品套利交易中是位大户。他买进了大豆粉而卖掉了大豆，因为豆粉比大豆便宜。他希望在情况好转、价格与价值接近后能够获利。相反，价格与价值差距进一步加大，他不得不向债权人弥补更多的资金缺口。随着差价的扩大，他用光了自己的资金而无力弥补更大的缺口，因此，他持有的头寸被变卖以偿付债务。最后价格的确重新接近价值了。但到这时候，我们的客户已经破产了。就像据报道凯恩斯所说的：“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着偿付能力的时间要长。”心理和其他因素会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扭曲。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或者你可能由于任何一种可能的原因而在对价值的判断上错了。

    在1973年-1974年的市场衰退中，我们就像是那位拥有豆渣的交易者一样，相对于我们的忍耐能力来说，我们承受了过大的经济风险。在我们的情况中，问题不在于维持偿付能力，而在于我们对亏损的忍受限度。我最后去见古斯。我们重新评估了我们持有的每一种证券的价值以及我们愿意为继续坚持下去冒多大的风险，然后我们决定卖掉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的一半。

    回首那段时期，我认识到我们一直没有随着经济和市场的变化而对我们拥有的头寸进行重新评估。决定继续持有一种现有的投资与决定再次进行投资是一回事。当市场变糟时，你需要忘掉你到那时所遭受的损失，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一个新的期望值分析。即使这个期望值一直有吸引力，你的各种投资也必须维持在如果局势继续困难，你也能够忍受很长时间的程度。面对你的各种头寸进行祷告——在困难时期交易厅中常常会出现的情况——不是应对逆境的明智之举。

    大约在1976年L．杰伊·滕纳鲍姆从高盛公司退休前后，在公司负责股票销售业务的瑞·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他说现在L．杰伊就要离开公司了，我需要做出选择。我可以继续以我在交易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方式行事——全力以赴干我的业务，与人打交道少，而且形成一种非人性化的态度。瑞预测说，如果这样，我会继续做一个成功的套利商人。但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开始更多地思考交易厅和从事销售的人——思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和看法——以及如何使他们能够成功。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只是局限于做套利业务，而且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公司的生活。

    瑞·扬的建议给我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我以前所没有考虑过的世界。我个性的发展趋势是生硬和高高在上的，这是那个时代华尔街交易商的特点，有一个插曲典型而突出地反映了我这种个性发展趋势：投资金融部的一位同事来问我市场对她正在研究的一项合并事宜的影响。她无法清楚地向我解释这项合并，于是我对她说我很忙，我不明白一个人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公司财务情况怎么能够在高盛公司工作。我打发性地建议她回到楼上，等她想好了再回来。瑞使我明白那种态度限制了我在公司内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我在那里工作的兴趣。

    我的生活经验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多数人也仅仅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自己。许多人认识到批评和忠告，但相当少的人能够将其内化而显著转变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方面改变自己，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在那些岁月里，我在高盛公司参与过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集中于这个问题：一个在职业上非常有才华但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性的人，能否成长起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局限性经常与同事和下属有效地合作的能力有关。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忠告对我影响这么大。也许这是当一个我所尊敬的、始终关心我的发展和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我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把我的发展前景摆在我面前时，我所做出的回应。朱迪的看法是，瑞所批评的我态度举止生硬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两个原因都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思维模式的确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好地倾听别人的话，试图理解他们的问题和关注以及更恰当地评价他们的看法。就像我曾经对其他人说过的，这不仅对瑞所建议的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影响，而且给了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感受，一种全新的为别人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高兴。

    我也把瑞对我所说的话与理查德·蒙希尔的评论联系起来。理查德是高盛公司一位资历比我深的同事，在事业上乐于向我提供帮助，他在我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一两年后对我做了一个评价。迪克说，在你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时你可能会对于将能力强、更年轻的人带入自己的圈子很谨慎。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聪明、更年轻的人会超过自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威胁。但迪克预测，在某个时间点以后，我会对自己的地位感到非常满意，而急切地想为套利部物色极其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的话是对的。最初我对让能力强的年轻助理到套利部工作感到不安。但很快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