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