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7月，“九五”规划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试图要拿出一份很好的礼物给鲁冠球和伟鼎，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能力，以证明自己可以胜任除总裁外的任何管理岗位。万向订的专业杂志还是不少的，比如《轴承通讯》、《中国汽车报》、《中国机械报》以及比较宏观一点的《中国信息报》、《经济参考报》。另外，我利用自己在浙江社科院的身份，借了万向所没有的大量的国内外刊物，比如《Wallstreet Daily》、《Times》、《Newsweek》、《经济学家》、《Funtune》、《福布斯》等。万向的制度是上班时间不能看报刊杂志，但对我们网开一面，因为我们是为了工作需要，没有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制订一个好的战略规划，这也正是设计院编制的规划无用的原因，因为他们只看到万向节和轴承，只是从万向节这个小小的行业孤立地来看问题。我要从这么多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培养思考基因、从巨大的信息吞吐量中触发灵感、寻找思路。可以说，我在浙江社科院6年都没看过这么多的资料。

    那真是一个苦夏，发展部的一个办公室成了万向“九五”规划的工作室，我们废寝忘食地工作。那段时间，可以说，我做梦都是在做“九五”规划，有时梦里的思路竟是这样的清晰，以至于醒过来只要直接回忆出来写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后来我提交的一个《以一元钱控制100元钱》的资本运筹思路就是从梦中感悟出来的。

    不要以为万向这么有名，这么有钱，办公条件一定很好，正好相反，那时的办公条件是很差的，所有办公室，包括鲁冠球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当然那时空调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和李小平等几位万向集团战略规划工作小组成员鏖战了一个苦夏，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12点以后，甚至凌晨2、3点，而第二天七点半还得按时上班，决不能迟到，这让我痛苦。万向把我们当成晚上九点睡觉的车间工人一样管理，不能为不同的工作性质制订不同的管理办法，更不能为我们几个人网开一面。晚上在40℃的高温里奋战到深夜，想想是什么味道？

    尽管艰苦，但我们毫无怨言，我们那时也跟那些老员工一样，对万向充满热爱和忠诚，觉得为这么个知名度在全国数一数二的优秀企业里，多干些话是很荣耀的。可以说，我们能吃苦的精神一点不亚于那些老员工，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身的，支撑我们的狂热态度和工作精神是对万向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吃苦能力。

    相关论题一：关于工作狂精神

    狂热的工作精神就像资金、技术那样，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将能演变成一个公司的核心能力。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