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的名臣文震孟，在应黄宗羲之请为其父黄尊素所写的墓志铭中，分析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为害极大的原因。他说，刘瑾、王振当权时，小人依附他们，还自认为是旁门曲径，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魏忠贤的时候，小人把依附他视为康庄大道，毫不避讳，大家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只要是正人君子，为小人所恶，就会被魏忠贤仇恨，不必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贤本人的积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终归有限，而众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对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难以幸存。

    刘、王两大太监当权时，依附宦官打击政敌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到了魏忠贤当权时，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路线斗争。

    这种路线斗争历史渊源很深，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京察之争开始，就有党争的影子。官僚体系中分为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这种以地域为门户本是帝制时代的政治常态，不足为奇。而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办东林书院，二人的道德、学问吸引了许多士人，以弘扬学术为主，兼及议论时政，影响越来越大。

    东林党人，当然是以正人君子为主，但并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对垒的派系浙党等也并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国古代的正人君子有个毛病，《老残游记》中有人评论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种以道德标准来划分敌我的二分法本来就很荒谬，政治远非道德评价那样可以黑白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谓“东林”和“浙党”早期冲突最厉害的一次，原因是东林人占优势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贯为大学士的内阁，围绕人事大权产生的矛盾，却搞到势如水火。后来到了泰昌、天启时，沈一贯早就罢相，顾宪成已死，这种相互对垒的局面应该瓦解了。

    但在中国古代，两拨读书人之间结下了梁子，是很难冰释的，矛盾还会随着门生故吏代代相传。东林人认为在当年京察时，自己公正廉明，而内阁大佬企图以权谋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结党。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个多月，因沉溺女色，误服臣下所进红丸而暴毙，皇位传到那个木匠皇帝天启帝。泰昌崩驾时，泰昌所宠幸的李选侍一直在身边服侍，她不愿意搬离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希望将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启帝控制起来，达到干政目的。杨涟和一些大臣认为这个李选侍既非先帝的正宫娘娘，又非当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壮年，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皇帝住在一个宫内，祸患无穷，便让李选侍立刻搬出乾清宫，腾出来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星、高攀龙等重新启用，而且占据要津。**星为吏部尚书，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监察大权。杨涟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为右佥都御史，分别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东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员，一时间，朝政基本上被东林人把持，这就是所谓短暂的“众正盈朝”。其他不合他们法眼，被视为小人的臣僚们当然心怀不满，而且提心吊胆。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此时东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邹元标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简单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众臣，更不能以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但掌握铨叙大权的东林人在提拔自己阵营里的“正人”同时，不忘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小人”，落下了结党营私的口实。

    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