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水平和技术。也就是说成王只能粗略地将一块封地送给弟弟，不可能将田亩、人口登记造册，产权明晰、数目清楚、界线明确地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唐叔。自然不可能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概念去理解，认为封地内所有的土地都是唐叔虞的，只能是象征意义上属于他。比如，在那些被晋国君主又转手赐给贵族的“公田”之外，小老百姓在荒凉的地方自己开垦一小片“私田”究竟属于谁的呢？《诗经》、《左传》中不乏“公田”、“私田”的并行记载，《孟子》中说道周朝井田制盛行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土地所有权真正公私分明应当在秦汉废封建、置郡县以后，赵俪生把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土地大量私有、土地小量私有”三种状态，若从所有制来说，也就是公有、私有两种并存，这应当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中宗族集体拥有少量的族田、坟山，但这种集体所有本质上是私有。

    那么此阶段土地流转有哪几种形式呢？凭借手中的暴力非法或合法抢夺，仍然是重要的方式，比如政权没收私人土地。同时也有封赠，当然不是周朝那种模糊的土地、人口捆绑在一起的赠送，而是田亩比较精确地授田给农民，或者奖赏给大臣。另外一种常见的土地流转形式就是买卖。

    自从秦汉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之间界线分明以后，朝廷当然不可能像周朝那样分封了，一个人通过买卖得来的土地凭什么被皇帝赐封给另一个人？那么朝廷要赐封土地或授田，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战争过后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闲置，可以将这种无主地收为国有，然后再行分配或赏赐；二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没收大量土地归朝廷所有。也就是说，在承认私人能拥有土地的前提下，一个政权并不自然拥有土地，他只能先“化私为公”，然后才可能再“化公为私”。比如朱元璋将大富翁沈万山找个理由充军，沈家大量的动产、不动产归朝廷没收，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一旦承认土地可以私有，中国历朝历代凭借政权的力量来主导、左右土地流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可能引起动荡；同样，朝廷要想大量赐给功臣宗室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明朝万历帝宠幸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而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在大臣的苦谏下才很不情愿地立长子为太子，封第三子为福王。郑贵妃和福王要求得到补偿，请求赐田四万顷，最后讨价还价变成两万顷，这依然是个惊人的数目。周天子能把河、汾以东的土地给弟弟，产生不了什么社会震荡，反而几千年后三晋乡亲还在传诵唐叔虞父子的德政；而明天子要赐田万顷给心爱的儿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周朝的土地国有、私有之间并不很明显，除了当时地广人稀的原因外，周王封地给弟弟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转移，所以可以将土地、人口模模糊糊地打包在一起，说弟弟，这个礼物送给你了，包里大多数人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切身利益受损害。明代的土地公有和私有界线分明，不像周朝那样模糊，朝廷没有那么多的公田赐给福王，就必须先“化私为公”，就如万历帝早年没收了死去的老师张居正大量良田，赐给弟弟潞王。可到了福王就藩时，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大臣有大量的田地可没收，那么就只能侵占普通农民和小地主的土地了，这样就必然激发社会矛盾。

    承认土地私有必然就会承认土地买卖合法，土地买卖合法就可能引起土地兼并。中国历代王朝在大的政治制度没有改革前，解决土地兼并的办法只有一条：暴力。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兼理想主义者，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干脆恢复过去的王田，让朝廷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进行合理分配。他忘了时势异也，自秦汉后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已十分明确，怎么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时期？

    朝代更替后，通过战争减少人口，用政权力量没收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人与地的关系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私有的土地一旦参加交易，就必然会重新出现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就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了，会产生失地流民，引起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