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梦

    陈平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弱书生，幻想着纵横江湖、策马中原，大致是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而做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策士，则是千古文人更为现实的一个梦。

    大到开国君主，小到帮会头目，一般说来得有流氓性格、赌徒气质，而饱读诗书的士人，大多不敢出头造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因人成事，傍一个有政治前途的主公，当一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主公成功了他则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数是没有胆量和气魄做英雄的，他们顶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数书生，有自知之明，不去当那个领头的英雄，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中择良木而栖，倚明主而仕。

    选择主公的重要性，对立志当策士的书生来说，不亚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选择夫婿，要把一辈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张良遇上刘邦，算是君臣风云际会，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范增碰上了那个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最后只能生闷气，背疽发作而亡。

    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