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建立明王朝以后，朱元璋仍然对福寿念念不忘，直到洪武四年，仍然下令为福寿以大夫礼立庙祭祀。

    十月，小明王韩林儿下令提拔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李善长为经历。不久又升其中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其亲信大将均为元帅。而郭子兴最后一个儿子郭天爵则为中书右丞。

    郭天爵对自己所得的待遇以及在军中虚有其名的事实，感到愤愤不平，想了许多办法要暗害朱元璋。然而此时的郭天爵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郭少爷了。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毫不手软地诛杀了郭天爵。虽然小张夫人和郭小姐靠着马氏的情面留在朱元璋身边妥善供养，但郭家却就此绝后了。后来郭子兴虽被追封为“滁阳王”，可是为他奉祀的却只有旧邻舍了。

    与郭家父子的恩怨，看在朱元璋的得力部下眼里，恐怕很容易使他们觉得自己跟随的上司，是一个极有江湖义气、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的好主子（郭家虽然绝后，但郭小姐和小张夫人得到了优待，郭天爵之死也可算是咎由自取），加上他智勇俱全又有逢凶化吉的好运气，谁都会觉得应该充分信任朱元璋，对他竭尽全力，也因此完全相信日后能够成就功名，安享富贵。

    然而与郭家父子的前前后后，对于朱元璋本人来说，就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想当初自己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报效郭子兴？与自己对郭子兴曾有过的忠诚和功绩相比，自己的部属们还没谁能及。可那又如何？自己还不是变了么？还不是绝了郭家的后嗣，夺了郭家名份下的权力么？郭子兴在生时曾经多次想向自己下手，最后总是功亏一篑，要是他毫不顾虑地当真下了杀手，只怕郭氏兄弟最后也不会落得如斯下场。

    这么一想之后，恐怕朱元璋在称帝后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功臣元勋们都是有真本事的，若想要保住自己的儿孙不重蹈郭氏兄弟覆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统统灭光。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效仿了自己祖籍沛县的老乡刘邦，不但在称帝后大封朱氏儿孙，还毫不手软地将开国元勋们一个个地消灭干净。

    郭天爵死后，滁阳大军无论是名份还是在事实上，都彻底由朱元璋统辖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军队先后攻克了江阴、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地，并采纳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让自己打下的地盘有足够的时间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接受了小明王韩林儿所封的“吴国公”爵位。

    小明王韩林儿龙凤九年，朱元璋率领朱家军经过艰苦作战，付出三十五名大将阵亡、数万军士丧命的代价，击溃陈友谅的“大汉国”，丰饶的鄱阳湖平原就此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第二年（公元1364）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韩林儿也只能默认。

    吴王朱元璋为自己设置了下属百官（李善长为右相，徐达为左相，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与此同时，和丈夫相濡以沫多年的马氏，也在她33岁这年成为“吴王妃”，她在战事颠沛中生下的长子朱标则当上了王世子。这一年，马氏已与朱元璋成婚十二年。

    五、当上皇后

    成为吴王后，朱元璋继续马不停蹄地四出征伐。随着势力越来越大，他与小明王韩林儿的决裂也势在必行。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五月，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他公开宣称“……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众……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弥勒教”，就是白莲教，亦称明教，正是红巾军借以号召、韩林儿依此称帝的根据。——朱元璋的这番宣言表明他彻底脱离红巾军，决定另立码头的意愿。

    然而依靠朱元璋维持局面的韩林儿却还被蒙在鼓里。就在朱元璋与他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作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也就是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接小明王韩林儿“驾临”应天。雕梁画栋的“龙船”刚至瓜洲，就莫明其妙地沉进了江底，韩林儿当了十二年“宋皇帝”，就这么效法周昭王成了鱼虾之食。忠于韩林儿的红巾军也只能去向江水问答案了。由于这起“事故”，朱元璋对廖永忠“大发雷霆”，判他软禁数日，随后以“戴罪立功”为名再次重用。

    韩林儿死后，龙凤纪年宣告终结，朱元璋下令改用“吴元年”纪事。

    论起来，张士诚也是个“吴王”，而且称王的时间比朱元璋还早。为什么大家都称吴王？据记载说，元顺帝即位之初，民间便有童谣，说是：“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于是张士诚便在平江（今苏州）自封吴王。而朱元璋则是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也在随后称了“吴王”。为免混淆，史书遂将张士诚称为“东吴”，朱元璋称为“西吴”。

    朱元璋的西吴元年（公元1368）九月，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东吴王”张士诚所据守的苏州城终于在八个月围城之后被攻克。

    张士诚的王妃刘氏与私盐贩子出身的剽悍丈夫倒真是天生一对，在得知城破的消息后，她将所有嫔妾都强行和自己一起统统锁入宫中齐云楼纵火**，张士诚本人则在巷战失利后自杀未遂被俘，又将西吴宰相李善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被暴怒的朱元璋活活打死，并焚尸扬灰。一十四年帝王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哀哉！

    “东吴王”张士诚败死，朱元璋遂于十月派徐达常遇春北伐中原，开始了真正推翻元王朝之战。

    十一月，徐达攻占下邳、沂州、太平、济宁、益都、临淄、昌乐，常遇春攻占东昌，元王朝的大都城已指日可得。看到这样的局面，各路武装也只能赶紧向朱元璋俯首听命。浙东武装首领方国珍就是在此时投降的（明朝建立后官封广西行省左丞，只吃干俸不许上任）。

    在这样的大好情势下，李善长率文武官员劝朱元璋称帝。在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连续两天的劝进之后，朱元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于八天后搬进了新建的皇宫。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同时宣布，若上天果然应允自己称帝，则登基的正月初四日定当放晴。果然天从人愿，纷纷扬扬的雪花和阴沉的天色都在这天一扫而光，应天城（今南京）一片霁朗。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明，从此开始了洪武纪年（元年为公元1368）。

    就在自己称帝的同一天，朱元璋册封发妻马秀英为皇后，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而在追封朱家先祖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妻子的父母。洪武二年，连照面都没打过的岳父马公被追封为徐王，岳母郑氏为徐王夫人，在朱家太庙东向建祠祭祀。马皇后以“孝女”身份亲手将生身父母的灵牌捧入祠中供奉致祭。

    洪武四年，朱元璋打听到马公夫妇葬于宿州，又派礼部尚书陶凯前去当地立庙，并亲自为马公夫妇写下了一篇祭文。

    文曰：“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贤后”，这是朱元璋对妻子最真心诚意的赞誉。而马氏在明王朝建立后的所有言行，都显示着她确实无愧于“贤后”这个称号。

    六、贤后举止

    朱元璋生活节俭，马皇后在肃治内廷倡导俭朴方面，也与朱元璋互相配合。不但是平日自奉甚俭，遇到旱涝之年，还率举宫妃嫔蔬食；遇有战乱之年更是只吃粗粮野菜。做为皇后，她的日常服装不但毫无绣饰，质料也仅是粗丝所织，而且直穿到破旧时还不舍得更换。虽然自己如此节俭，她却命人织造被褥赐送孤寡及老年人，又让织工将剪裁所剩的原料残丝再次加工，织造成次等帛料赐给众王妃公主，警示她们当知百姓蚕桑艰难。

    做为皇帝，朱元璋妃嫔众多。论起来他光是有名可查的妃嫔就有三四十人，总共为他生下了四十二名子女。对于这些分享了丈夫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马氏也都一一予以善待，在妃嫔面前她平等相待，在所有的儿女面前她都是一位慈母。没有象一般的妇人那样哭天抹泪地控诉“吃了一辈子苦，男人一发达就搞狐狸精”，她恪守了自己皇后的身份职责，对于孩子们，她不但关心宠爱，而且还格外重视他们的教育；对于朱家的亲眷，她也极其厚待，尽到了做主妇、做天下之母的义务。（再声明，请大家注意五百年前的道德标准和婚姻制度。我可不是在鼓励现在的男人出轨女人容忍，请不要给我上纲上线。）

    关于马皇后教育子女的事，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例子被举出来。说是朱元璋的儿子周王就藩，由于这个儿子脾性不好，马皇后对他很不放心，可是自己又不能随行管教，于是当周王来辞行时，她将自己身上的纰衣脱下交给江贵妃，派她随周王就藩，叮嘱她若是发现周王有过错，就披上皇后的衣服予以权责，周王若还不听话，江贵妃有权驰报朝廷。——只是在很多时候，这位“周王”被认为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然而朱植先为卫王后为辽王，离京就藩更要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后。而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就去世了。所以按年代推算，故事中的“周王”应该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他于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时间正好合缝。

    对于自己的家族，马皇后严格要求。由于马公夫妇没有儿子，朱元璋不忍见老丈人就此绝后，不止一次曾经想要派人在民间搜寻马氏远支族人过继给马公，并继承马公的爵位。马皇后虽然终生思念父母，每当提及自己早逝的父母就要悲哀流涕，但对于丈夫的心意，她却坚决地推辞，并说：“爵禄私外家，非法。”不愿让大明王朝又增多一个可能会扰乱朝纲骚扰百姓的“后族”。有了她这样的以身作则，朱元璋的其它嫔妃家族、明王朝初期的各亲王郡王妃家族，都十分收敛。

    如果仅仅是谨慎于妃嫔儿女与家族治理，只不过是尽到了一个皇家主妇的职司，还不足以被公认为“贤后”。

    真正能显示马皇后贤德的，还在于她对待臣民的态度。

    马皇后自奉节俭，对臣属却非常优遇。按制度百官早朝后由皇家供给饮食，马皇后亲自品尝官员的食物，觉得滋味一般，便特地向朱元璋进言道：“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官员的伙食从此大大改善。有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归来，告诉马皇后已有太学生数千之众。马皇后道：“太学人才济济固然是好事，但是太学生就读其间，只有本人能得到微薄的生活费，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养赡呢？”她就此设置了“红仓制度”，用以供养太学生的家眷。这一制度自马皇后手创以后，一直延续到明后期。马皇后此举不仅惠及读书人，而且推进了明朝的教育水准，实在是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灿烂的一笔。

    洪武二年（公元1368）年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率后妃太子惶惶逃离大都（北京），奔往上都（今内蒙多伦县）。八月初二，徐达率部进入大都，终结了元王朝九十八年的统治历史。得胜而归的将领们带回了大量珠宝进献皇帝皇后。马皇后却对朱元璋说：“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朱元璋立即明白了妻子的话外之音，回答说：“我知道了，皇后你的意思是得贤才方为得宝。”马皇后立即向朱元璋行礼道：“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对妻子适时的进谏虚心以纳，并感叹道：“真是至理之言！”命人记入史册。

    七、皇帝丈夫的施政御下

    论起来，朱元璋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俭朴最勤政的一位。据记载，在修建南京明皇宫时，他下令取消所有的华丽装饰，宫室墙壁上仅有少许彩绘，而且内容都非常正面：后妃宫室绘耕织图；太子宫室绘朱元璋开国事迹图；而他本人起居的宫室墙上更是连彩绘都没有，全是历代治国箴言。除此之外他还是唯一一个把御花园改成“御菜园”的皇帝。洪武朝的明皇宫内连假山花木都没有，更别提造什么庭园。所有的院落空地里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酒肉甚少。理政倦怠时时他便在菜地里徜徉，欣赏众人热火朝天的种菜景象。这番风光似乎比小桥流水更能使他恢复精力。

    做为雇农加绿林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也按自己心目中的田园风光为农村制订了细致的规律并要求百姓们严格遵守。在他的打造下，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若有偷懒生事的，不但自己要糟（不好好干活的，甚至会被流放边疆），就连乡老都不能避免责任。朱元璋同情百姓，厌恶凌虐百姓及偷懒不劳而获者的情绪，在这道诏书中一览无遗。

    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

    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还亲自带着长子朱标在农家住了好几天，要求自己的继承人体味民生疾苦，稼穑艰难。洪武三年天下大旱，朱元璋不但第一时间下旨免了灾区税赋，还带着所有的皇子在六月南京的烈日下爆晒，用这种中国民间最朴实也最自虐的方式求雨。这一晒就是五天，当大雨倾盆而落时，举国上下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天。

    朱元璋并不仅仅是要求百姓勤于耕织，他也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自登基以后他事必躬亲，而且还严格遵守着自己制订的“百姓黎明即起”的时间表，除非病得不能起来，他都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早朝，无论寒暑秋冬都雷打不动。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面对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皇帝，臣民们也只得将制度遵循不渝。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讨生活时，无论受到怎样的待遇，都坚持要把自己接到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不能不让人怀疑，除了忠心之外，他或者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强迫症状。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但促成了他成就大业，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了他的治国方面：水必要至清，人必须克己。他自己是这么办的，也要求别人这么办，而且不许违反。

    然而如大家所知，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上的事情一但到了极端的地步，即使出于好意，麻烦也就要大了。

    朱元璋出身赤寒，因此对底层小民百姓感情很深，对官吏士绅文人却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做贫农和造反的经历，更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官吏欺压百姓是倾覆王朝的直接导火线。因此，为了避免百姓遭殃更为了巩固政权，他对官吏采取了严格的管治，对农民却颇为慈和。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大力支持“民告官”，官吏若到乡间骚扰被百姓抓住控告并有据可查的话，他绝对是一面倒地支持，非但重处被抓官吏，还要重奖告官的乡民。他还编制了《明大诰》，专用酷刑重处官吏。只是此法实在残虐，动辄为几十两银子就将官吏剥皮楦草，或者并未贪污虐民也照样连坐，甚至砍头凌迟。因此《明大诰》及相关法令在朱元璋死后就被立即废止了。——事实上，百姓们虽然痛恨官吏欺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真愿意为几句闲话几两银子就把他们处死，何况吏员们多是百姓邻舍出身，祖辈相交，就更没有谁愿意造成如此后果。现在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心理。更遑论是这样的酷刑呢！

    如前所述，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不但使他厌恶官绅文人，也使他不信任异姓功勋。对于这些引起他疑心的人，他也象严治农村严治贪官那样用了最极端的解决手段。

    对于明王朝开国元勋们的死，史料和传说都找出了若干理由。但在事实上，猜忌并计划杀戮功臣的事情，恐怕早在登基称帝之前，在带着儿子朱标过那几天农家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在朱元璋的脑子里成形了。

    洪武三年，元顺帝北逃，朱元璋真正成了中原之主。就在这一年他大封诸子及开国元勋。受封的皇子皇侄孙共计十人，元勋三十五人。就在这一次封赏中，刚得天下的朱元璋就毫不客气地显露出了他对功勋们的忌惮。

    按照朱元璋的意旨，开国元勋的功绩再大，也只能被封为公爵，所得的俸禄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次一等的元勋封侯爵，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

    然而对待儿女们，朱元璋可就不一样了。

    他公开对元勋们宣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对于皇帝这样的主张，群臣哪敢有意见？只得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既是“天下万世之公议”，皇帝也就不客气了。

    于是：皇帝的儿子们封亲王，岁俸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皇帝的孙子们岁俸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皇帝的孙女们岁俸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侄孙朱守谦封靖江郡王，亦有岁俸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受封后岁俸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直到洪武二十八年，由于皇子凤孙实在太多，不得己减少了俸禄，也达到亲王一万石、郡王公主二千石，郡主八百石的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特命诸皇子亲王在自己的藩国内豢养甲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并且要“常岁训将练兵，临视周回险易，造军器务精坚堪用。”

    既然藩王们都有自己的甲士，当然就要应征出战。于是在战功封赏方面，朱姓诸王所行也格外不同。

    洪武年间，秦晋燕楚湘等亲王都曾经数次领兵出征，朱元璋据此给了晋王燕王各一百万锭重赏，楚王所得最次，也达马三千匹牛二千头牦牛一千头羊九千只。

    与之相比，攻取元都定理中原的徐达只得了白金五百两，文币十表里；常遇春只得了文币一百表里。

    对于这样天差地别的赏格，就连后世记载此事的书生，都不禁要发出叹息：“难道说攻取元都所得的府藏不够丰富，所以赏得这么少吗？”

    如果光是封赏少还好说，最大的问题是，就连这么些儿俸禄封赏，开国元勋们都不能保自己一生安享。

    民间有个“火烧庆功楼”的传说，讲的是朱元璋在登基后曾经大宴功臣，却在宴中借故走开，并下令火烧宴席现场，将所有功臣全部烧死。

    这个传说实在荒诞不经。不过事实上朱元璋的许多开国元勋们结局并不比烧死好多少。

    一般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由于忌惮他们日后扰乱朱家天下，是在为接班人“除去荆棘”。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要求苛刻，不但是眼里进不得砂子，根本几乎连灰尘也容不得，而且从不讲什么功过相抵，功臣们也就只得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皇帝多是如此手段，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各种传说。例如水军统帅俞通海，他本来是在攻张士诚时受伤，于朱元璋登基称大明皇帝前就病死了的（死于1367年四月初十），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朱元璋派人在他家所住的街道上修了一座“百猫坊”（据说俞宅就在今天的南京彩霞街菜场一带），把附近一条巷起名为“赶鱼巷”（今甘雨巷），又派侍卫每天在秦淮河上钓鱼，还将钓上的鱼活活晒死。最终逼得俞通海只能寻了自尽，虽然这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但百猫坊确有，位置也确在俞府附近，有可能遭殃的是俞通海的后人或亲信吧。由此已足见朱元璋杀功臣事迹之一斑。

    在打击官吏的时候，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有杀错没放过。真正的贪官污吏当然死路难逃，可是清正廉明的官员也照样象割草一样地被他一批批除掉。加上朱元璋并非什么政经全才，很多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也因此弄不清情况，可是即使如此，他在一头雾水中也照样喊打喊杀不误。算起来，被酷刑杀掉的父母官恐怕比贪官污吏还多。多少出身寒苦农家一心想要利民报国又维系着全家希望的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后，才刚刚进入仕途，只为真正是一点鸡毛蒜皮甚至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小事，就成了冤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当时的济宁知府方克勤。他虽然当上知府，仍然是一件布衣穿十几年，一日两餐素食粗粮，治下百姓则富足安乐。当他要调离时，百姓甚至做歌谣挽留道：“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可是这样一个好官，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的泼天冤案“空印案”中，也被毫无理由地处死。——方克勤，就是后来著名的建文忠臣方孝儒的父亲。——“空印案”说来其实很简单。按规矩，各司府州县都要将地方财政状况上报户部，由于财务表是人工核计，各地距京城路途遥远，为防有何差错跑冤枉路，官吏们都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盖印文书，方便随时修改。然而无论别人怎样解释，毫无会计知识的朱元璋偏要认定这是在贪污，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下令自户部尚书起，到各布政司、府、州、县，所有管官印的地方一把手都统统砍头，副手杖一百充军。上书辨冤的郑士利则被罚做苦工。（朱元璋时代倘有现代大学制度的话，恐怕财经学院再无人敢报名就读了。）

    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猜忌并报复强烈的脾性并不完全是针对元勋和官吏们的。

    当年攻打张士诚的“东吴”政权时，朱元璋的“西吴”军曾经遇到过苏杭百姓的强烈反抗，以致于苏州一座孤城竟能在围困下坚持九个多月，多死了不少将士。张士诚死后，朱元璋决意报复民间对张士诚的支持，他决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幅度提高当地的赋税。

    于是，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苏州松江地区的税赋一古脑儿涨到了元朝的三倍、更超过了宋朝的五倍。一亩地的税粮竟超过七斗。苏州一府所要交纳的税赋，竟达到全国税赋总量的10%。除此之外，松江农民的活动范围也被严格控制，总括言之，就是“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由于朱元璋本人家族就是“逃税流民”出身，外祖父又曾经是个打着算命先生招牌反朝廷（虽然是元朝廷）的人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规定百姓们必须彼此互通邻里信息，对别人的家庭内务乃至活动场合都必须了解，谁要是想保留**瞒哄大众，即可捉拿送官。行医卖卜的人也只允许在本乡活动，若敢远游就要重治。

    这些规矩对民众的约束，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皇朝，充满戾虐气息。而要求世人窥伺告发自己邻里亲朋的规矩，更成为流祸久远的重弊。

    朱元璋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愎自用，而且把人命完全不当一回事。无论什么事，不用调查也不用研究，只凭一时情绪，就“挥洒自如”地把好人或者轻罪之人统统杀了。如空印案就使人领略到了他的这一“特色”。

    说到这个，蒙古族官员道同的冤案就不能不提。

    道同先世蒙古，后改汉姓，是河间人。明朝建立后，他出任番禺知县，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也是一个诚意为民的好官。史书称，番禺守军蛮横，胡作非为，几任县令都不敢为民出头，直到道同莅任，才改变这一状况，“民赖以少安”。

    谁知不久永嘉侯朱亮祖到了番禺，这家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却几次三番被道同顶了回去。当地豪门大户知道朱亮祖与道同不“道同”，因此纷纷贿赂朱亮祖求他为自己出头，朱亮祖便请道同吃饭，要他释放被当街示众的富豪悍仆。道同立即厉声质问：“你也算是堂堂大臣，怎能与这些人为伍？！”朱亮祖哑口无言，宴席不欢而散。

    朱亮祖回到家里，越想越是恼怒，立即派人强行打碎锁栲放了那帮地痞，又把前来论理的道同鞭打了一顿。此后番禺地方的恶霸们以为有了护庇，纷纷得意忘形。尤其是朱亮祖在当地所纳小妾罗氏的兄弟，更是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道同为民出头，将罗氏兄弟抓了起来。谁知朱亮祖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而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傲慢无礼”。

    事情到了这一步，道同就是想忍让也不可能了，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他原以为按常理，皇帝怎么也要派人调查核实，才会最后做出决定。可是朱元璋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杀手出发不久，道同的报告也到了。朱元璋这才明白自己做错了事，觉得道同鲠直为民，实在是难得，马上派飞骑去追赶杀手。然而由于道同得罪了广东布政使徐本雅，后一位使者虽与杀手同日抵达番禺，却被人有意拖延，直到杀手处死道同，赦使才被放进县衙。

    对于道同的冤死，番禺百姓都十分痛惜，纷纷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据说每有灵验，乡间从此传说，道同已经成了地方之神。据说直到今天，番禺地方仍在祭祀道同神。

    朱亮祖的行径引起了朱元璋的震怒，这个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而不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皇帝在大怒下立即命人将朱亮祖父子锁拿进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一起被朱元璋当廷鞭死。

    可惜的是，道同之死并没有警醒朱元璋，此后仍然有数不清的人在这位皇帝的一时火性下无辜丧命，更糟的是他处死朱亮祖父子的方法：从此开了明王朝“廷杖”的先例。终明一朝，数不清的士大夫和清臣直士，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打掉了人格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开杀戒的朱元璋渐渐觉得法规碍事，终于在洪武十五年决定改革禁卫军为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出名也最为其重用的，则是“锦衣卫”。这个锦衣卫有“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的职能，处理皇帝钦定的案子，相当于皇帝的私人警察部队，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五个卫所，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在其中任职的校尉力士少则一千多则六万，被称为“缇骑”。他们有权自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锦衣卫将正常的司法机构视若无物。只要他们（或者皇帝）看不顺眼的，无论是宰相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不需要任何真赃实罪，都可以在片刻间家破人亡。（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后来被他的儿孙们广泛采用，终明一世，锦衣卫、东厂、西厂，搅得人世间血雨腥风，恐怖无比。）

    八、皇后，天下之母

    对于丈夫的这些作为，马皇后深为忧虑。

    马皇后是一位极有正义感又极善良的皇后，有时她的善良得甚至显得天真。朱元璋定天下的时候，她虽然对丈夫千依百顺，只要丈夫需要，她就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如亲制军衣军鞋，又如统率部属妻儿，或者将所有财物尽数犒军。不过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只是恪守夫唱夫随而已，对于丈夫的雄心壮志，她也表示赞襄，只是她同时热切地希望并向丈夫进言：“男儿建功立业，你要定天下当然是好事，可最好是多行仁义以正道取胜，尽量不杀人少杀人才好。”

    对于妻子的说法，朱元璋“善之”，不过可以想见他也只是“善”妻子的温柔敦厚，对于自己娶了个好女人高兴，而不是“善”妻子的意见。此后无论行军还是施政，他仍然往往在一片草菅人命的血雨腥风中进行。在权势富贵的斗争中，君子行径和偶尔的善念，只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朱元璋不但将这一点奉行不渝，而且发挥到了极端。朱元璋一定不明白，妻子读了那许多书史，怎么在这方面偏跟自己差这么远。

    为了劝谏丈夫宽待臣民，凡事三思，马皇后以“宋多贤后”的名义，在后宫中讲训宋朝家法。对于皇后的用意，曾有识窍的宫妃试图阻止，说宋朝治国理家过于仁厚，不足以效法。马皇后立即反驳：“过于仁厚有何不好？总要比刻薄好吧！”她又有意反问妃嫔：“黄老之术是什么？为何汉初窦太后好此？”妃嫔答道：“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教慈，是其教矣。”马皇后据此叹道：“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

    朱元璋时常因为宫人的细微过错发怒，每逢这时马皇后也故意发怒，抢在朱元璋处罚之前下令将犯错的宫女送往宫正司议罪。朱元璋对妻子的做法非常不解，问皇后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帝王不应以自己的一时喜恶决定刑罚封赏。陛下你在大怒之时判罪，只怕宫女所受处罚会过于畸重。交给宫正议罪就会合适些。也希望陛下你在朝堂之上不要凭一时情绪就决定臣民罪罚，将论罪之人交给司法机构会更好些。”

    可惜，朱元璋虽知妻子谏言的用意，但是他仍然不愿改变自己的处事方法。马皇后不得己，只能趁着他退朝还宫时，抓住少得可怜的机会劝说。亏了马皇后的力量，总算还是有好些人的性命得到了缓救。

    曾经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企图谋杀父亲，朱元璋立即暴怒，下令处死这个儿子。此事幸亏被马皇后听见，她立刻拦住，说：“郭景祥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万一人言有误，你这不是把郭家的后代都给绝了吗？！”朱元璋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召回杀手，派人去调查，果然是有人企图借皇帝的凶暴性子坑害郭家。

    李文忠是朱元璋早死的大姐的儿子，自幼跟随在朱元璋身边，做了他的养子，十九岁便成为一员骁将，为明王朝第三大功臣，于洪武二年封曹国公。他后来奉命镇守严州，有人告他行止不法，朱元璋也立即听信，打算将他召回来处治。马皇后劝说道：“临阵换将不宜，何况文忠多年紧随，一向贤能，难道别人一句话就可以这么相信？”这才救了李文忠的性命。而事实不久大白，果是诬告。

    宋濂是明初大儒，被公认为是世间第一才子，不但是太子老师，还主持编撰了《元史》。他本人也一向小心谨慎，总算平安退休。偏偏他的孙子宋慎被牵连进了“胡惟庸案”，倒霉的宋濂明明毫无过错竟也不能幸免，朱元璋非要把一大把年纪的他捉来处死不可。

    面对老师的悲惨结局，太子朱标伤心欲绝，苦苦向父亲哀求，马皇后也去求情：“老百姓对子弟们的师父，尚且要礼敬终身，何况天子之家？再说宋濂早已无官无职隐居乡里，也不可能被人网罗谋逆。”朱元璋却不肯听从。丈夫对无罪的老臣如此无情，马皇后感到非常悲愤，于是当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她摆了满桌素菜，一点酒肉都没有。朱元璋问妻子为什么？马皇后回答：“妾要为宋先生做福事。”朱元璋见妻儿如此场面，没了办法，饭也不吃，丢下筷子就走了。

    第二天，朱元璋终于下令免掉宋濂的死刑，改为谪配茂州。只可惜老迈的宋濂难以面对家破人亡子孙丧命的惨境，到茂州后不久还是忧愤而死了。

    沈秀是中国富豪史中的一个奇迹，此人出身贫寒却白手起家，在明初时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人物，以致于人们传说他拣到了一只“聚宝盆”，又说他挖到了逃亡的元将元帝藏财，称之为“沈万三”。在修筑南京城墙时，初建的明王朝财力有限，沈万三主动提出要出三分之一的费用，又愿意出钱犒军。

    沈秀的表现若是遇到了汉唐宋各朝皇帝，多半能得到嘉奖，现如今遇上节庆，百姓们也一样能来个“军民联欢”，送些慰劳品。可惜沈财主偏偏遇上了朱元璋。这位出身赤贫的皇帝对于“富人”有一种近乎畸形的痛恨，听了汇报后立即借题发挥：“一介平民竟敢来犒劳军队，莫明其妙！得要立即杀掉。”马皇后虽然明知丈夫是在胡扯，也只得顺情劝说道：“我听说法令只用于诛杀不法之徒，而不能用于诛杀不祥百姓。沈秀做为不祥之民，自有上天降灾于他，您何必动用刑罚？”朱元璋这才悻悻然地改判沈秀流放云南。

    朱元璋又下令犯罪的囚徒筑城，马皇后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认为犯人已经疲惫不堪，若再服苦役只怕不免丧命。朱元璋听从了劝告，赦免了众犯人。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朱元璋以极端的方式大火力猛治家国的时候，人们只有在马皇后这里，才能找到一丝安慰，看到一些指望。

    可惜的是，马皇后不是神仙，她也是一个生死病死的普通人。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马皇后卧病。八月，皇后的病情逐渐变重，群臣都请求广觅良医。而朱元璋的情绪也随着妻子的病情起伏不定，他对着各处召来的名医大发雷霆：“如果救不了皇后，我就要你们的命！”

    病榻上的马皇后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劝说朱元璋：“人生在世，生死有命，祷祀又有何用？至于医生，也救不了命数当死之人！何必为我而罪连诸医？”朱元璋虽然应允了妻子，但是对丈夫的冲暴性子非常了解的马皇后却仍然从此拒绝服药，坚决不给丈夫在自己死后杀戮群医的理由。

    妻子不肯服药，朱元璋虽然贵为皇帝也没有办法。很快，马皇后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到了弥留的时刻。马皇后临终时，朱元璋守在妻子的身边，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马皇后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就在八月丙戌这一天，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离开了人世。九月入葬孝陵，谥“孝慈皇后”。

    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如此撒手，朱元璋十分悲痛，他不止一次当众恸哭。虽然他正在盛年，后宫又有许多嫔妃，但他从此再没有继立皇后。在他心目中，世上再没有其它女人配得上享有马秀英的地位。

    对于后宫的女人孩子们来说，失去这样一位慈爱善良的皇后就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此再没有人能够在易怒好杀的老皇帝面前保护他们，也再没有人能够那样真正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们了。宫人们做歌以寄托难抑的思念，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也许是始终难忘夫妻之情，当十年后皇太孙朱允炆长大成人的时候，朱元璋为继承人选定的嫡妃是光禄少卿马全的女儿。在老皇帝的心目里，孙儿象自己一样娶姓马的女子为妻，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

    永乐元年（公元1403），明成祖朱棣追尊母亲为“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明世宗朱厚骢再次追尊马秀英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史书多称马皇后为“千古贤后”，这样的称谓固然恰当，可是同时也多少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对于马氏来说，用这样的称谓恐怕既不合她的本意，而且扯上了权力意味，反而对她的品德是一种污渎。如果一定要说，那么马氏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中国女人。看起来似乎柔弱，实际却无比坚韧，平时柔顺无争，面对人世的一切风云变幻时却有无比的勇气充分的智慧明智的判断，能够承担许多大男人都畏葸不前的艰难困苦。最典型的中国女人还往往拥有最难能可贵的善良，即使自己都吃不饱，也要省出口粮怜惜丈夫养活儿女接济别人。而马氏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而她最与众不同的还有一点，正是这一点使无数人心服口服地称她为“千古贤后”。

    ——在中国皇后群里，出身贫苦的非常多，然而绝大多数在一朝登顶后都贪得无厌只知揽权享乐，从前的少少优点也往往荡然无存，显露出一副暴发户的丑恶嘴脸，对于自己出身的穷苦阶层翻脸无情。——而马氏，却将她的善良睿智克己为人从微贱时一直保持到了睥睨天下之后，并终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