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北宋是我非常喜欢的朝代，它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民主的一个朝代，是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一个朝代。包拯拉着宋仁宗的衣服据理力争，一定要他答应自己的主张才肯罢休的事情，在别的朝代中是没有过的，哪怕是魏征也没敢对唐太宗这样做。但北宋的历史也是汉族的一部屈辱史，中国历史上汉族皇帝对少数民族最屈辱的一幕，就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而扮演屈辱角色的正是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
军事“积弱”的北宋
宋徽宗赵佶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要是把北宋亡国的历史责任都算在他头上，那是不公平的。北宋的灭亡是一个“积弱”的历史过程，赵佶不过是刚好赶上了那最后灭亡的时刻。在北宋灭亡的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的不是他，而是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想坐稳帝位，不仅自己坐稳，还要让子孙后代永远坐稳，不让别人篡位。一个人再伟大，也管不了身后事，可赵匡胤却管到了，解决了臣子篡位的问题，在他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将相篡位的事。所以说，赵匡胤不是伟大，而是特别的伟大，在我看来，应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
为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一，“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当时将领们的兵权。但这只能管用于一时，如果不改变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杯酒释兵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二，设立“枢密院”，任命枢密使，负责军事。这一方面将军权与相权分离，宰相再也不能管军事；更一方面，枢密院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但不掌握军队，掌握军队的是各地宣抚使，但没有调兵权，其实是将掌兵权与指挥权分离。掌握军队的人，不能指挥军队，指挥军队的人，不能调动军队，互相牵制。其三，文人统军，军队正职全由文官担任，武将只能任副职。其四，将精锐军队集中在首都周围，称“禁军”，老弱病残散布在边境，称“厢军”。其五，频繁调动将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领们难以培植亲信势力。其六，“崇文抑武”，降低军人地位，普通士兵大多是罪犯，被称为“贼配军”。文人通过科举很容易爬向高位，而武将升迁如同登天。终北宋一朝，只有狄青一员武将当过副宰相，还很快就被免职。其七，军人终身服役，有60多岁尚在守卫边疆者。其八，将造反起义的农民全部收编为军队，“招安”政策由北宋开始。后两条导致军人数量庞大，到北宋中期，军队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军费沉重，到北宋中期已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60%……
这些还只是从军事上谈，其他相关配套的政治措施还有许多。说清这个问题得另写一本书，本书只能点到为止。总之，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将相篡位问题，使赵家天下从此稳如泰山。北宋的皇帝有多半最后都得了遗传性的精神病，但谋朝篡位的事却从未发生。五代时皇帝轮流做的事情，被赵匡胤彻底划了句号，你能说他不伟大吗？
这些措施改变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保住了赵家天下，却导致整个国家的军事“积弱”，个中原因，聪明的读者条分缕析，推想可知。想当年赵匡胤区区20万军队就统一了天下，还打得契丹只有招架之功，而到北宋末年，国家财富翻了几十倍，军队人数翻了几十倍，军事实力却弱到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地步，国家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你说，这能全怪宋徽宗赵佶吗？
军事“积弱”的问题，有识之士早在北宋初期就意识到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王安石并不敢改变赵匡胤制定下来的这些根本制度，因为改变这些制度，将动摇皇权，这是皇帝绝对不会答应的。王安石只能是在财经上做文章，所以他的变法，只是隔靴搔痒，最终的结果只是帮北宋政府聚敛了财富，却解决不了军事“积弱”的问题，失败就在所难免了。这个问题要想说清又得专门写一本书，本书也只能点到为止。
赵佶轻佻
北宋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当时在世的包括端王赵佶等五人。宰相章惇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为帝。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
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但在向太后心目中印象良好。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向太后却不以为然。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宋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他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赵佶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还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文艺全才
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到十六七岁时，已经成为知名度极高的艺术家。即位前，徽宗经常和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赵令穰）以及黄庭坚、吴元瑜等人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画高手，对徽宗的艺术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技艺大进，成为当之无愧的画坛巨匠。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
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中《芙蓉锦鸡图》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写生珍禽图》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万人民币拍走。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自王羲之以后堪称特立独行者，惟宋徽宗“瘦金体”而已。我每每观赏起来，总是心驰神往。他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
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象空间。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徽宗在位期间，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书画。宣和年间，徽宗令人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墨迹编写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并刻了著名的《大观帖》。这些编刻对丰富绘画理论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重用小人
自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后，北宋出现了拥护变法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两党政治绵延不绝，一直到徽宗朝。向太后是旧党总后台，但徽宗即位一年后她就死了，她一死，徽宗立即倒向新党，崇宁元年（1102），他把旧党最后一任宰相韩忠彦免职，任命新党蔡京当宰相。但蔡京虽以新党身份作政治号召，其实他并不是新党，只是一个一再变节的、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他对新党的一连两任宰相曾布、张商英，同样排斥。虽然也下令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但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并不认真执行，整天琢磨的只是如何打击他的政敌。
徽宗在位26年，蔡京四度出任宰相，长达24年。赵佶还时常驾临他家中欢宴，给予他特殊的荣耀。赵佶重用他，是因为他的谄媚有独到之处，赵佶只有在他面前才感觉到心情舒适。所以有时候赵佶虽然有点厌恶他，但就是离不开他。蔡京诱导赵佶在皇宫里大量兴筑假山，布置奇花异草和奇异石头。这种微不足道的庭院园艺，原本算不了什么，但帝王的无限权力和蔡京集团的苦心运用，使它成为北宋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官员们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太湖湖底弄来的石头，经由水路运到首都开封。船舶相连，称为“花石纲”。到太湖湖底采石，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运输这些石头，占用大量船舶，有的石头太大，需要上千纤夫在两岸拉动船只，有的石头大到将船压翻，船夫溺死很多。遇到桥梁挡路，竟将桥梁拆掉让石头过去。无论什么人家，一根草或一块碎石头，都可能忽然间被率领着士兵的官员闯进来，加上标帜，指为“御前用物”，命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不能使官员满意，那就犯了“大不敬”罪状，依法主犯处斩，全家贬窜。运走的时候，则把房屋墙垣拆掉，恭恭敬敬地把御前用物抬出来。“花石纲”成为最简单而有奇效的敲诈勒索的法宝，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与虎谋皮终落虎口
蔡京所以能得到权柄，由于宦官童贯的支持，童贯才是赵佶唯一始终宠信的助手。赵佶曾派他当河湟战区宣抚使，并代表皇帝出巡四方，没有人能比他更炙手可热。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为他改名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
童贯迅急统军北上，出白沟（今河北雄县西北白沟河镇），分两路进攻。当时辽皇帝耶律延禧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阴山一带），跟外界失去联络。耶律延禧的叔父耶律淳亲王在燕京（今北京）继位，对女真兵团节节抵抗。宋军突然采取军事行动，对燕京是一个晴天霹雳。耶律淳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派人晋见童贯说：“女真叛变作乱，贵国也应对它厌恶。如果贪图眼前小利，捐弃百年友谊，去交结豺狼，只会种下将来无穷祸根，尚请贵国考虑。”可童贯哪里肯听，他继续督军前进。辽军只好迎战，两国在芦沟桥相遇，宋兵团两路大军，同时溃败。
然而耶律淳在位四个月便逝世，他的妻子萧皇后继续执政。驻扎在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县）的辽军统领郭药师，跟萧皇后不睦，向宋投降，献上两州土地。这对宋政府是一个鼓励，赵佶命童贯作第二次北伐。萧皇后派遣使节韩昉晋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119年敦睦的邦交，不再进攻，辽愿降为臣属，永为屏藩。童贯一口拒绝，把韩昉叱出帐外，韩昉在庭院中哀号说：“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痛哭而去。童贯在叱走韩昉后，发动对燕京的奇袭，在辽军迎战下几乎全军覆没，被辽军追击到芦沟桥，宋军将近20万人，被敌人的铁骑冲刺，死伤殆尽，尸体盈路。辽军作歌传唱，讥刺宋的无心与无能。连被金军追击得丢盔弃甲的辽军都打不过，宋军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以如此使人失笑的兵力，竟敢毁盟挑战，再一次说明世界上确实有不自量力这回事。
宣和五年（1123）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赔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