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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2/2)

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棵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後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馀幾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须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後,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馀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馀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馀论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