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

    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奏：

    “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若自理想主义层面评论这个趋势，必曰每况愈下；然自现实主义层面检讨，则不妨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孔子在家乡，也不过是邻居眼里的“东家邱”，他若碰上郡国选举，能否被推举，委实难知；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所谓“王、谢”世家的子弟，出身于寒门庶族者，无与焉。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汉代的郡国选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虽都强调自下而上的选拔，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却未考虑到“群众”最易受俗论的蒙蔽，最易被强权所压制，由“群众”来“为国抡才”，滞碍最甚，掣肘最多，实在不具程序正义。反之，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

    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

    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