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则笔记，则把马吊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云：“宋名儒杨大年著《马吊经》，其书久佚，是马吊故始于宋也。筒、阴象也，索、阳象也，万、数之极也，盖本乎饮食男女之意也。”中国人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源头，考证马吊，自然不能例外。阴阳之象云云，暂且不论，但就男女们昼夜奋战，饮食都废的普遍现象，所谓“本乎饮食男女之意”，倒是正中肯綮。吴梅村慨叹明朝亡于马吊（《绥寇纪略》），则把饮食男女的娱乐视为毁家亡国的妖逆，而对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不作检讨，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由四十张马吊纸牌，一变为一百三十六张竹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选择了宁波人陈政钥。政钥，字鱼门，号仰楼。出身拔贡，谙熟英文，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久玩马吊，深谙此道。有感于纸牌之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除了洪秀全自杀，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就得数的发明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个专门陈列室，就收藏了很多有关“起源”的文物，建议有考据癖的“麻疯”患者前往瞻仰。到了光绪、宣统，已经从滨海的甬、沪流传到全国各地，风气之盛，于今未歇。那时候，打牌不叫打牌，叫“看竹”，据说典出王徽之论竹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还流传几首“麻风”，很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

    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须远避，竹杠怕人敲。

    素有盘龙癖，得闲打八圈。上家**占，本位自输钱。勒子看人倒（原注：三百符谓之倒勒，又谓之勒子），病张摊我拈（三项大张难于打出者，谓之病张）。不如加两点，或可有庄连。

    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风则曰西瓜玻璃泡，北风则曰北关桥下水滔滔之类）。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耍ㄎ矫跋沾虺龃笈疲?人竟和下则打之者包全台），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之风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难逃其咎：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为消闲，女人以打为家常，老太婆以打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国肇造的同时，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招牌的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

    “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