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出望外，立命曾国藩就地署理湖北巡抚。咸丰的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闻讯，立即请求皇上召见，说有要事禀奏。咸丰正在兴头上，一见祁寯藻便说：髪逆（谓太平军）造反以来，朕派绿营（清朝正式编制军队）去剿，总是节节败退。想不到一个在乡丁忧的曾国藩，只练了一批乡勇，便取得这么大的战果！从今後，朕要命他专任剿匪之事，长驱东下。长江两岸各省督抚都要配合他，万不许作梗掣肘。你看这个构想如何？

    祁寯藻只讲了一句话，就将这个年轻皇帝（咸丰时年二十四岁）的热情全部浇灭，他冷冷说道：“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吾国自宋代以来，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性，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严格区别调兵（文官）和带兵（武官）的权限，并逐渐形成文重于武的风气。侍郎曾国藩本是文职官员，现在却带了一支堪称精锐的乡兵，居然有文武合一的趋势；先不论战事结果如何，单想一想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既熟悉文官体制又掌握军事力量的人物，皇帝立马就会觉得屁股下的座位不太牢靠。因此，祁寯藻语罢，咸丰先是一怔，接着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