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