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每年多花、少花幾千块钱的区别，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旧时科举考试，也有这么个问题。

    清代每科考毕，录取人数自一百至四百馀名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着实令人尴尬：好似饥肠辘辘之时，旁人端上好饭好菜，却赫然发现盘中粘着一只青头苍蝇，为肚肠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恶心得难受。因此，稍稍自尊自爱之徒，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作一分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日後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一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一般来讲，专就行伍出身而言；一旦入了文网，对这种出身，就往往讳言之。今日农工商吏，一朝发达，首要之事，即是钻山打洞搞张文凭、补个出身，也算是这种心理的传承。但是，腐朽的旧社会自上而下，却很看重那张文凭，任你使尽解数，依然顽固的坚持“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