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子，封恭亲王。参与辛酉政变，同治元年（1862年）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被慈禧等排挤出军机处。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时再次起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病故。因倡洋务、办外交，绰号“鬼子六”。
咸丰重病在身，却一直拒绝留守京师、身负重任的皇弟恭亲王奕訢前往探望；咸丰临终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却没有关系最近、最亲，在北京独撑残局的皇弟恭亲王奕訢，这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史家的猜测、探究。
咸丰与奕訢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咸丰生母是道光帝的孝全皇后。孝全皇后在咸丰十岁之时突然故去。咸丰丧母以后，道光帝将他交给奕訢生母静皇贵妃抚养。史载，静皇贵妃“舍其子乳文宗，故文宗与奕訢如亲兄弟”。咸丰比奕訢大两岁，兄弟俩年龄相仿，自幼朝夕相处、一同长大，亲密无间。咸丰慈孝仁爱，奕訢聪慧有才。传说，道光晚年立储之时，曾在二人之间有过犹豫。野史更载，咸丰用其师杜受田之计，不与奕訢较赛才华、能力和知识，只在道光面前示以不忍之心、孺慕之诚，使道光在感动感慨之余，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孝两全的咸丰，而破例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一些人就此认定，清末有“贤王”之称的奕訢未能当上皇帝是道光的失误。
咸丰无能且兄弟阋墙，在内外交困中消极颓废、酒色戕身、过早辞世，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制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致使清朝走向灭亡。这种传说并不可靠。事实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晚清王闿运《祺祥故事》对此有如下记载：
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
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