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反映了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非常有限，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夺其他国家和部落的财富、土地、人民，就成为积累财富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和剥夺，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动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劫掠、战争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个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国，商汤时开始对外扩张，“一征自葛始”，把葛国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为己有。从此，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商朝。在这一点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时，周武王仍自称“小邦周”。但是，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一个比商朝更为庞大的国家——周朝建立起来。总之，商、周国家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

    这种在征服过程中产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的道路。对于“王”字，林沄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发现：“王”字本为斧钺之形，而斧钺又是古代军事统帅的象征；用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来构成“王”字，说明“中国古代世袭而拥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军事首长为其前身的”。

    那么，军事首长为什么容易演变为君主**政体下的“王”呢？

    首先，这是由军队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军事行动中，形势瞬息万变，只有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指挥，才可能战胜对手、夺取胜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内部，讲究的是命令、权威和服从，而不是个人自由或不同意见。对不服从军令者，军事首长会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钺作为军事统帅的象征，就因为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刑具。特别是，在对外冲突不断、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军事首长当然享有很高的权威。

    其次，当时财富的扩张主要是靠军事行动来获取，而对于被征服人民的统治、剥削和掠夺也主要是要靠军队来保证，作为给整个部族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军事首长，势必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君主**下的王权；在对外战争和征服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很容易向君主**的国家转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战、战、战，杀、杀、杀，充斥着军事争夺和武力杀伐。没有哪个王朝不是靠刀剑砍出来的、杀出来的，诚如汉高祖刘邦所云，是“马上得天下”。

    3． 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西周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作为大宗的臣属，小宗对大宗必须服从，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级大宗的小宗，对于上级大宗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来，层层服从，最后都服从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分封制下的国家结构。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对臣属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属可以得到封土、民众，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对周天子，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他们又是大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本宗族里，一切成员都必须臣服于大宗，而不得臣服于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时，各国的卿大夫都是由国君分封的贵族，当然是以诸侯作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个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着一个宗族从国君的手中分离了出去。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里，卿大夫（而非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个宗族也只服从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顶头上司”——国君，也不能直接指挥他们。

    有一次，齐国大夫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进自己家里，然后派家臣去杀他。这时，齐庄公哀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一国之君”——齐庄公，崔氏的家臣们却是“义正词严”：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