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又派儿子送来一道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尹嘉铨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当时，内阁大学士三宝奉命审理此案，此人的审案手法有点特别：先从“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铨斗臭、斗倒，逼他自己骂自己。

    对这位尹老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弹劾他竟然强娶“烈女”为小老婆。结果，正中要害，尹嘉铨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痛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是假道学、伪君子。然后，三宝得意地给他定罪：“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什么是“凌迟”？就是刽子手将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剐3000次后，才让他死，那可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

    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