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统治的加强，**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所以，在亲手制定的《东林书院院规》里，顾宪成谆谆告诫书院同仁：不许“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评论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后继者吴觐华更是明确规定：“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林书院最多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只是为学问而学问，竭力远离政治纷争。可是，清朝人在编写《明史》时，竟然给东林书院戴上了一顶“（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从而误导了后人，以至于一些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时政的讲坛。对此，美国学者贺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