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