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忌日”了。然后，李斯悄悄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包毒药，“一代奇才”韩非就这样服毒自杀了。过了几天，秦王嬴政后悔了，派人去把韩非放出来，可是韩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纲上线”

    有人说，权力场是一个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权力场，就会被污染。在皇权**时代，对手要想挑你的刺，当然很多，即使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政敌手里，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某人一失势，墙倒众人推，许多人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审视你，什么残害百姓、贪赃枉法、沉溺酒色，甚至临阵脱逃，等等，但是，这些罪名都是官场的通病，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想置对手于死地，似乎分量还不够。

    那么，怎样才能将对手彻底打倒呢？在皇权**体制下，君主对臣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字，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设法地将对手的罪名拔高到这样的高度。于是，一些无心的言语和举动就被夸大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千百年来，这样的冤假错案代代不绝，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义士，进谗者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大伤了朝廷的元气，最终受害的还是**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哲宗死后，朝野一片慌乱。这时，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急忙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新皇帝的人选问题。

    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哲宗即位后，要挑选皇后，并为他的几个弟弟娶妻。当时，向太后就告诫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为贪图富贵而参与此事。对于本家族中一些想当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门外，绝不通融。所以，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当家人”，对群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关于新皇帝的人选，宰相章惇早有考虑，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姒，认为他很贤明，而且他已经和知枢密院事曾布预先“通过气”，曾布也是满口赞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应当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叹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听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谁都一样。那么，向太后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吗？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认为他文彩风流，又相貌堂堂，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眼下，时机不成熟，向太后还不能把这个人选端到台面上来。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长幼论，则申王赵佖当立；若以亲疏关系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这位申王赵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几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纪最大。

    不过，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属，便把话挑明了：“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也可以立端王。”

    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布突然站出来，厉声奏道：“太后，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说章惇目无尊上，居心叵测。这顶“大帽子”一端出来，威力惊人，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闭嘴！

    那么，曾布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与章惇大唱反调呢？原来，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从哲宗亲政后，章惇就一直担任宰相，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经常连曾布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现在，曾布对章惇“落井下石”，可谓“一箭双雕”：既讨好了向太后和未来的宋徽宗，又打击了章惇的嚣张气焰。

    为此，曾布不顾“同僚之谊”，将问题“上纲上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来迫使对手闭上嘴巴。几千年来，这种战术被许多人视为“利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所向无敌。

    眼见章惇已经“溃不成军”，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后“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说过，端王赵佶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端王赵佶坐上了龙椅，变成了宋徽宗。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就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赵佶根本不适合做皇帝。其实，“轻佻”云云，显然是太看轻了赵佶“祸国殃民”的本事。

    章惇这个人虽然有种种过错，但他此时此刻的确说出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真话，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徽宗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新皇帝即位后，曾布又给章惇“下绊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击章惇，结果章惇很快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睦州，而曾布虽然“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却足以改变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