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权力是一切投身“权力场”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论你是否对权力爱不释手，只要踏进了“权力场”，就须臾离不开权力。不过，在权力的金字塔下，权力的配置并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特别是，**帝王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作为下级，如何与上级（尤其是皇帝）搞好关系，取得上司的赏识，这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蔡京、和珅、袁世凯堪称典范。他们胸有城府，工于心计，精于谋划，勇于打拼，更有自己独到的手段，读后真让人瞠目结舌……
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权**时代，由于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荣辱往往系于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设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讨得**帝王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舆论都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能够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什么罪恶的、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按照儒家的标准，这种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奸臣”。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后来一步一步地蜕化，最后竟然蜕变成了一位不顾一切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君，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子皇帝”之一。在这个漫长而浪漫的过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读起来相当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驾崩，徽宗即位。刚上台时，徽宗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结束已经延续达几十年的党争，所以改元“建中靖国”，企图弥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个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敢铺张浪费。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群臣：“众卿家，我打算在国宴上使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如何？”
这时，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您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呢？”听了这话，徽宗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享乐，蔡京竟然亲自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引经据典地炮制了一套“享乐理论”，从思想上帮助皇帝解除顾虑。
从《易经》中，蔡京推导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的气派，要敢于花钱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唯王不会”。在这里，“会”就是会计的意思。当时，蔡京告诉徽宗：《周礼》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钱；贵为天子，要是过分节俭，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头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
蔡京发明的这套理论，对徽宗来说真是“及时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卑鄙无耻”这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儒家的传统理论，蔡京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这套“享乐理论”竟然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针。
也许因为徽宗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在皇权国家里，一个皇帝不喜欢金山银海，只喜欢玩赏石头，岂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谁知道，皇帝的这个爱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结合后，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
为了讨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专门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最后竟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的“花石纲”大劫难。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官吏们如狼似虎，不论是高山深谷，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会有官吏闯入，在上面做上记号，这玩意儿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运时，官吏们经常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些东西“请”出去。为了这个“花石纲”，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不久，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对于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义军经常采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断手脚、熬成膏油“点天灯”，等等。这种极端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官吏们的残暴。所以，就连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
和珅：“揣摩上意”
在《韩非子》里，有一段话专门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宠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宠幸，获取更大的权势。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加以赞美、吹捧；至于君主憎恶的东西，他们就会诋毁、攻击。
此言不虚，在皇权**时代，就有那么一些大臣非常“细心”，经常揣摩**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的大臣就是“谀臣”。
一个工于谄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气，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先一步，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先说出来，想办还没有办的事情先办了，这才是谄媚者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上，这种人没有理由不受到**帝王的赏识，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和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红人当数和珅（1750～1799年）。终乾隆一生，他对和珅都是宠爱有加。那么，和珅究竟凭什么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的呢？作为一位“投机钻营大师”，和珅必有其过人之处。
和珅在官场上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只要是乾隆喜欢的事情，他都抢着去做，尽力去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身为朝廷大员，在乾隆面前，和珅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不过，“天威难测”，“龙眼无恩”，要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虫子着实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可以见识一下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李侍尧贪赃、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珅奔赴云南，处理此案。一路上，马蹄在泼风似地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飞转：如何处理李侍尧一案？
对于李侍尧，《清史稿》有这样的评价：“（李）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仅仅几个字，就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正蓝旗人，“机警过人”，才具非凡，还颇有来头。原来，他是额驸李世芳的四世孙，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尔哈赤投诚的明朝大将，是清朝初年“标志性”的政治人物。
本来，李侍尧深受乾隆的赏识。因为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所以乾隆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选派李侍尧为云贵总督时，乾隆表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那么，李侍尧既然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圣眷正隆，乾隆又为什么要突然对他下手呢？和珅虽然聪明，却一时猜不透皇帝的心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心目中，皇帝的态度才是处理李侍尧一案的关键所在，其他都是“小问题”！
抵达昆明后，和珅立即逮捕李侍尧，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屁股后头的臭屎还没有擦干净，就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大肆收受部属的馈赠和规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算下来，李侍尧共勒索白银35000两。几乎可以断定，这只是他贪赃枉法金额的“冰山一角”。
其实，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李侍尧还不是一个“声名狼藉”之辈，而且，他贪污受贿、勒索下属，也不全是落入自家腰包，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向皇上“进贡”。
原来，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过节，官员们都要进贡。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对贡品非常讲究。过去，在两广总督任内，李侍尧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让皇上动心的“西洋镜”：什么会自动游弋的小船啦，会唱歌的盒子啦，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啦，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他总督、巡抚当然是“望尘莫及”！
但是，在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可就犯愁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进贡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马都赶不上！思来想去，李侍尧忽然心头一动：云贵地区的优势是盛产金银，可以将金银打造成一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进贡。当然，这笔钱李侍尧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属大肆勒索“进贡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抚勒索，各省督抚就向下属勒索，层层勒索、搜刮。总之，李侍尧只是大清朝官场搜刮体系中的一环。
不过，李侍尧倒是一条“好汉”，天塌下来自个顶着，在审问时就是不提“进贡”二字。
这时，和珅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给他留一线生路，还是送他去阎罗殿？
要知道，乾隆对贪官污吏从来都不手软。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权贵成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两淮盐政高恒、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贵州巡抚良卿、云南布政使钱度，等等。
纵观乾隆一朝的肃贪史，在李侍尧案发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有浙江巡抚卢焯一人。那么，卢焯为什么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因为卢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绩卓著，在民间颇有声望，所以皇帝对他网开一面？这也说不通。例如，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宠信，为什么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所以，和珅将整个思绪聚焦到何焯、高恒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本来，李侍尧的生死关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着他这么瞎操心！但是，这个案子事关乾隆高兴不高兴，所以和珅必须高度重视。
于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灵光一闪，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顿时开窍了，立即上奏：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查抄全部家产。